1937年，日軍發動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年底，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居住在上海的宋慶齡，以其孫中山夫人的特殊身份及其在國際上和華僑中的崇高威望，不可避免地成為日方關注的目標。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考慮到宋慶齡的安全，建議她盡快離滬去港。宋慶齡尊重他們的意見，於同年12月底抵達香港。
宋慶齡到港後，即憑藉香港連接海內外的特殊有利位置，利用英日之間的矛盾，加上自身的魅力和優勢，着手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把香港作為她從事抗日救亡運動的大本營。宋慶齡與廖承志商議後，決定發起組織保衛中國同盟。這是一個溝通海內外、以戰時救濟為宗旨並支持長期抗戰的組織，廖承志、潘漢年給予大力協助，幫助宋慶齡制定保盟的宗旨、任務。1938年6月14日，在宋慶齡九龍寓所小客廳裏，保盟正式宣告成立，總部設在港島西摩道21號。保盟以「宣傳抗日、爭取國際援助、支援抗戰」為宗旨，宋慶齡擔任保盟中央委員會主席。
保盟中央委員會合影。左起：愛潑斯坦、鄧文釗、廖夢醒、宋慶齡、克拉克夫人、法朗士、廖承志
保盟《新聞通訊》英文版
保盟的中央委員中，有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孫科、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中國出席國聯大會首席代表顏惠慶等國民政府軍政要員，有印度國大黨領袖賈•尼赫魯、美國議員羅伯遜、美國報業巨子克萊爾•布斯•盧斯、美國著名作家賽珍珠、德國知名人士托馬斯•曼等國際名人。宋慶齡還邀請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夫人海彌達•克拉克女士任保盟名譽秘書，香港大學教授諾曼•法郎士任名譽司庫，美國合眾社記者愛潑斯坦和新西蘭作家貝特蘭主管宣傳。
保盟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支持和協助下，廣泛聯絡世界各國進步友好人士，其中包括港英政府官員、銀行家、工商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向他們宣傳中國各地的抗日救亡情況，爭取他們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在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之間架起了一座國際主義的友誼之橋。
保盟成立後，立即開展轟轟烈烈的募捐活動，僅用一年時間，就為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募集到約25萬港元的捐款及一批急需的藥品和醫療器械。對於海外僑胞寄給保盟的捐款和物資，保盟復信時落款是「保衛中國同盟主席宋慶齡」。海外僑胞和國際友好人士對宋慶齡充滿崇敬和信任，他們都以得到她的親筆簽名或印章為榮。
1939年4月，保盟接到新四軍急需單人蚊帳和奎寧等藥品的求助信。宋慶齡很快募集了6000碼蚊帳用料、20萬片奎寧、12萬劑預防霍亂的疫苗和2000個消毒包等緊急援助物資，並送往根據地。5月，宋慶齡得知長江流域的抗日隊伍傷病員寒衣匱缺，即發起「兩萬條毛毯運動」。許多國際友人和海外僑胞紛紛慷慨解囊，踴躍捐助毛毯、寒衣和資金。僅半年時間，「兩萬條毛毯運動」就取得圓滿成功。1941年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藥品和醫療器械等物資奇缺。保盟隨即在短期內募集了大批藥品和其他物資支援新四軍。八路軍和新四軍第一輛配備流動手術室的大型救護車和第一架大型X光機都是由保盟捐助的。
此外，保盟還動員許多外國醫生到抗日根據地參加戰時救護工作，如國際和平醫院的馬海德、奧地利的羅森塔爾、德國的米勒、美國的愛羅色、加拿大的於文以及印度加爾各答醫療隊的柯棣華和巴蘇華等。他們救治了許多八路軍、新四軍傷病員，並且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開辦了數十所國際和平醫院、醫學院和制藥廠，為根據地培養了不少衞生工作者。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軍佔領香港前夕，宋慶齡乘坐最後一班飛機離開香港到達重慶，後在重慶繼續開展保盟的活動，並努力為堅持團結、維護國共兩黨的合作而奔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