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炮製皖南事變。大批不堪忍受國民黨專制的文化人士紛紛從內地轉赴香港。周恩來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利用香港這一特殊社會環境，建立一個對外宣傳據點，創辦一份自己的報紙，不僅在香港發行，還要發行到東南亞等地。2月，廖承志幾次約請鄒韜奮、金仲華、范長江、喬冠華、羊棗、張明養、胡仲持和夏衍等人開會，討論辦報的具體工作。會議確定的辦報方針是：對內堅持黨中央「七七宣言」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策略；對外反對英美對日妥協，揭露「綏靖政策」和「遠東慕尼黑」陰謀，鬥爭中注意「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在確定報紙名稱時，廖承志想出以《華商報》作為報名，寓意「華僑商人的報紙」。因為申請註冊的法人鄧文田的確是商人，而且此報名也能為工商界人士和一般市民所接受。
《華商報》的籌備工作進展順利。4月8日，《華商報》以晚報的形式創刊發行。為了增加商業氣息和體現統戰面貌，報紙選取孫中山墨跡「華」、「商」、「報」三字作為報頭，報社還約請何東爵士等社會名流在創刊號上題詞。報社社址為中環荷裏活道102號，鄧文田任督印兼總經理，鄧文釗和范長江任副總經理，胡仲持任總編輯，廖沫沙任編輯主任，陸詒任採訪部主任，政治上由廖承志領導。
《華商報》創刊後，積極宣傳中國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宣傳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遊擊隊的抗戰功績，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對港澳同胞、海外華僑以及國際進步力量産生了較大的影響。著名民主人士丘哲對該報作出高度評價：「香港的華商報曾經是抗戰時期南中國人民進取的號角，喊出中國人民的呼聲，喚起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
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12日，《華商報》停刊。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1月4日，《華商報》復刊，由晚報改為日報，鄧文釗任督印兼總經理，饒彰風任副總經理，劉思慕任總編輯，廖沫沙任副總編輯，狄超白任主筆。
《華商報》發刊詞、復刊詞
《華商報》復刊後，高舉和平民主的旗幟，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挑動內戰的罪行，表達人民渴望和平的心聲；配合國共和平談判，促成東江縱隊安全北撤山東解放區，使華南人民革命力量得以保存；針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三徵」苛政，吹響了人民群眾反「三徵」鬥爭的號角；宣傳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推動華南地區遊擊戰爭的發展；批判「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幫助一些人士認清形勢，丟掉幻想，站到人民解放事業的立場上。總之，《華商報》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成了射向敵人的名副其實的「紙彈」。敵人對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搗毀它在廣州的分社，進而又予以封閉，禁止輸入內地。但真理的聲音是無法封鎖的。人民熱愛《華商報》，把它看作「指路明燈」。黨的地下交通員冒着生命危險秘密傳送《華商報》，遊擊區的指戰員爭相傳閱；國統區以及海外許多進步青年閱讀了《華商報》，明白了革命道理，從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些國民黨官兵看了《華商報》，堅定起義的信心，投向了人民陣營。
中國共産黨以《華商報》為陣地，團結了一批全國知名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除鄧文釗、劉思慕、廖沫沙、狄超白、千家駒、陳此生外，還有陳嘉庚、夏衍、薩空了等。報紙各版由一批知名的編輯、記者負責，也得到著名作家、藝術家郭沫若和司馬文森等的熱情支持，為該報撰寫文章。《華商報》還得到各民主黨派領袖宋慶齡、何香凝、李濟深、馬敘倫、沈鈞儒、蔡廷鍇、李章達等的支持。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後，《華商報》完成歷史使命，自動停刊。報社大部分人員則遵照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的指示，轉往廣州創辦《南方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