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爆發後，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齊聚香港。1941年底香港淪陷時，被困在香港的上述人士有300多人。日軍佔領香港後，立即封鎖港九交通要道，實行宵禁，挨家挨戶檢查，搜捕抗日進步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並限令有關人士前往「大日本軍報導部」或「地方行政部」報到。日本文化特務機關還以各種手段要梅蘭芳、蔡楚生、司徒慧敏、茅盾等到日軍司令部「會面」。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處境萬分危急。
黨中央和南方局對文化人的安全極為關注。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當日，中央急電周恩來、廖承志等，指示向東南亞及東江撤退文化人、黨的人員。南方局隨即電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東江抗日遊擊隊領導人，積極營救滯留在港九地區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國際友人。其後，周恩來又致電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等，要求就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轉移和安置等事宜，進行周密部署，精心安排。
廖承志、張文彬等迅即召集有關人員開會，研究部署營救工作，決定以最快的速度幫助滯港人士轉移。會議決定首先與滯港人士取得聯繫，幫助其轉移住地並將其護送到港九抗日遊擊隊交通站，再轉送到惠（陽）東（莞）寶（安）抗日根據地，最後護送到大後方。港九地區的護送工作由劉少文負責；從九龍到惠東寶，再到惠州的護送工作，由東江遊擊隊負責。其後，港九人民抗日遊擊隊建立交通網，開闢了東西兩條秘密交通線：東線是從九龍經西貢，進入大鵬灣，在沙魚涌等地登陸，進入惠陽抗日根據地的海上交通線；西線是從九龍、青山道、荃灣、大帽山、元朗渡過深圳河入梅林坳，進入寶安白石龍根據地的陸上交通線。遊擊隊除在交通線上建立接待站外，還深入九龍市區建立交通站和聯絡站。
營救的實施工作從尋找營救對象開始。日軍進攻香港時，文化界人士及民主人士多從九龍撤到港島。香港淪陷後，因日軍的搜捕，他們幾易住址，要取得聯繫困難較大。有關同志根據廖承志等提供的名單資料，不辭辛苦，逐一找到相關人員，並將其迅速轉移到秘密住地。
1942年1月1日，廖承志、連貫、喬冠華從港島銅鑼灣偷渡到九龍紅磡碼頭。隨後，在交通員和遊擊隊員的護送下抵達西貢，在西貢附近的小港灣坐船，渡過大鵬灣後在沙魚涌上岸，再轉至惠陽抗日根據地。9日，化裝成難民的鄒韜奮、茅盾等第一批文化人在交通員的帶領下，利用日軍疏散港九難民的有利時機混雜在難民中，避開日軍崗哨的檢查，順利登上停泊在銅鑼灣避風塘的大駁船；翌日凌晨3時，又趁着銅鑼灣出口處巡邏日軍換崗的機會，乘坐用重金雇來的小艇穿過海港，在九龍紅磡上岸，安抵聯絡站；11日，離開九龍市區，經荃灣進入元朗，順利通過日軍封鎖線，抵達寶安白石龍根據地。此後，一批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經東、西兩線（主要是西線），衝破日軍的嚴密封鎖，克服艱難險阻，撤到惠東寶抗日根據地。另外，夏衍、范長江等幾十人先從港島撤至長洲島，再坐船到澳門，經中山、台山等地轉往廣西桂林。
秘密大營救的中轉站：新界元朗十八鄉楊家祠
秘密大營救歷時6個多月。至1942年5月，被營救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等300多人，連同其他人士共800餘人。秘密大營救受到黨中央、社會各界的讚揚和好評。秘密大營救保護了一批中華民族的優秀人才，對進一步密切共産黨與知識分子、民主人士患難與共的關係，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加強全民族的抗日團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