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論香港

　　我覺得現在我們的中央是個成熟的中央，各種問題都處理得比較妥善，有條不紊。現在外國報刊都是講我在裏邊起了什麼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點，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別的同志做的。比如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前天中央委員會通過這個決定的時候我講了幾句話，我説我的印像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是這麼個評價。這兩天國內外對這個決定反應很強烈，都説是有歷史意義的。這個文件，我沒有寫一個字，沒有改一個字，但確實很好。實際情況就是這樣。所以，不要宣揚我起的作用有什麼特別了不起，因為宣揚過分會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説，鄧某人不在了政策要變。現在國際上就擔心這個問題嘛。

　　我們要向世界説明，我們現在制定的這些方針、政策、戰略，誰也變不了。為什麼？因為實踐證明現在的政策是正確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確實好起來了，國家興旺發達起來了，國際信譽高起來了，這是最大的事情。改變現在的政策，國家要受損失，人民要受損失，人民不會贊成，首先是八億農民不會贊成。農村政策一變，他們的生活水平馬上就會降低。現在農村還有幾千萬人溫飽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不過也比過去好多了。畢竟全國絕大多數地方好起來了，國家可以騰出手來幫助少數貧困地方發展起來。中央對此已有部署。不僅是國家，還有那些好起來了的地方也可以幫助，問題不難解決。所以，從我們自己的實踐看，不但我們這一代不能變，下一代，下幾代，都不能變，變不了。

　　最近時期，我總跟外賓談變不了，我們現行政策的連續性是可靠的。不過，他們還不大相信。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是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是盡量少做工作。它的好處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幾歲。第二，讓年輕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們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過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體還是好的，那樣我就完成任務了。現在看來還得做點事。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擊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兩件事：一件是進一步開放沿海十四個城市[2]  ，還有一件是用 “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其他事都是別人做的。

　　“一國兩制”是從中國的實際提出的，中國面臨一個香港問題，一個台灣問題。解決問題只有兩個方式：一個是談判方式，一個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總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問題就要中國和英國，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麼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來説，用社會主義去改變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 “一國兩制”。

　　兩年前撒切爾夫人來談，當時她堅持歷史上的條約按國際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後英國要繼續管理香港。我跟她説，主權問題是不能談判的，中國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個香港。至於用什麼方式收回，我們決定談判。我説談判要兩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遲於兩年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到時候中國要正式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結果真的是談了兩年。開始她提出談判的題目就是一個歸屬問題。我説是三個問題：第一個是主權問題，總要雙方就香港歸還中國達成協議；第二個是一九九七年我們恢復行使主權之後怎麼樣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實行什麼樣的制度的問題；第三個是十五年過渡期間的安排問題，也就是怎樣為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創造條件。她同意談這些問題。兩年談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是拖在歸屬和主權問題上，她沒有讓。當時我還跟她説，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期間香港發生意外的事情，發生動亂，中英雙方根本談不攏，中國將重新考慮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所以，解決香港問題，我們的調子就是那時定下來的，以後實際上就是按這個調子走的。

　　香港問題為什麼能夠談成呢？並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我們是講信用的，我們説話是算數的。粉碎 “四人幫”以後，主要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五年多的時間確實發生了非常好的變化。我們國家的形象變了，國內的人民看清了這一點，國際上也看清了這一點。我們可以自豪，當然自豪同驕傲是兩回事，驕傲不得，説大話也不行，畢竟我們還落後。但是，我們確實很有希望，從香港問題的解決就反映出來了。當然，香港問題能夠解決好，還是由於 “一國兩制”的根本方針或者説戰略搞對了，也是中英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香港問題的解決會直接影響到台灣問題。解決台灣問題要花時間，太急了不行。現在我們的方針還是以國民黨當政者為談判的對手。這一點，台灣的人有一種反映，説我們不重視台灣人民。最近國務院總理在國慶招待會上的講話中，在 “台灣當局”後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這是我加的。就是説，台灣問題接觸面要寬，除了以國民黨當局、以蔣經國為對手外，要廣泛開展工作面。我們過去做了一些，現在更要有計劃地安排。在台灣問題上，美國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這個我們看準了。兩三年來，我們一直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批評他把台灣當作他的一艘 “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美國也有一部分人贊成台灣和我們統一，但不佔主導地位。卡特在位的時候，承諾從台灣撤軍，同時又通過了一個 《與台灣關係法》[3]  ，這個 《與台灣關係法》就是干涉中國內政。所以，一個台灣方面的工作，一個美國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時間。

　　用 “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美國應該是能夠接受的，台灣也應該是能夠接受的。蔣經國提出用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現實嗎？你那個 “三民主義”在中國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搞成了什麼樣子？ “中國人站起來了”，是什麼時候站起來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國人站起來的，不是蔣介石，而是共産黨，是社會主義。 “一國兩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這不很好嗎？最近一個外國人問我，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是不是同對香港的一樣？我説更寬。所謂更寬，就是除了解決香港問題的這些政策可以用於台灣以外，還允許台灣保留自己的軍隊。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的承諾。如果台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麼辦？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統一？當然，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我跟外賓談話時還提出：解決國際爭端，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 “一國兩制”，是從我們自己的實際提出來的，但是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好多國際爭端，解決不好會成為爆發點。我説是不是有些可以採取 “一國兩制”的辦法，有些還可以用 “共同開發”的辦法。 “共同開發”的設想，最早也是從我們自己的實際提出來的。我們有個釣魚島問題，還有個南沙群島問題。我訪問日本的時候，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們提出釣魚島問題，我當時答覆説，這個問題我們同日本有爭議，釣魚島日本叫尖閣列島，名字就不同。這個問題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許下一代人比我們更聰明些，會找到實際解決的辦法。當時我腦子裏在考慮，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可以不涉及兩國的主權爭議，共同開發。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輪談判。南沙群島，歷來世界地圖是劃到中國的，屬中國，現在除台灣佔了一個島以外，菲律賓佔了幾個島，越南佔了幾個島，馬來西亞佔了幾個島。將來怎麼辦？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統統把這些島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這就可以消除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世界上這類的國際爭端還不少。我們中國人是主張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什麼樣的和平方式？ “一國兩制”， “共同開發”。同我談話的外賓，都説這是一個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再講講國內問題吧。我開頭就講了，現在我們的中央是有秩序地很好地在進行工作。整個的形勢很好，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不是説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更加鞏固嗎？確實是這樣。想想我們黨的整個歷史時期，有多少時間有這麼好的政治局勢？我在同外國人談話時，講了一句大膽的話：現在看翻兩番[4]肯定能夠實現。這個話，我們過去是不敢講的，只是講翻兩番有可能實現，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氣。經過四年的時間， “六五”計劃的主要生産指標三年完成，今年的計劃也將超額完成。過去説，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長速度能夠達到百分之六點五，二十年平均增長速度能夠達到百分之七點二，翻兩番的目標就能夠實現。看來我們前十年的勢頭可能超過百分之七點二，因為前三年已經接近百分之八了。翻兩番的意義很大。這意味着到本世紀末，年國民生産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從總量説，就居於世界前列了。這一萬億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們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國力上，就是較強的國家。因為到那時，如果拿國民生産總值的百分之一來搞國防，就是一百億，要改善一點裝備容易得很。據説蘇聯是百分之二十的國民生産總值用於國防，為什麼他翻不起身來，就是負擔太沉重。一百億美元能夠辦很多事情，如果用於科學教育，就可以開辦好多大學，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來辦了。智力投資應該絕不止百分之一。現在我們是捉襟見肘，要增加一點教育經費、科研經費，困難得很。至於人民生活，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比現在要好得多。去年我到蘇州，蘇州地區的工農業年總産值已經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一下蘇州的生活水平。在蘇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蘇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樂於當地的生活；第二，每個人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第三，中小學教育普及了，自己拿錢辦教育；第四，人民不但吃穿問題解決了，用的問題，什麼電視機，新的幾大件，很多人也都解決了；第五，人們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變化，什麼違法亂紀、犯罪行為大大減少。還有別的，我也記不清了。這幾條就了不起呀！現在我們還要不斷地打擊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時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質是基礎，人民的物質生活好起來，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會有大變化。我們對刑事犯罪活動的打擊是必要的，今後還要繼續打擊下去，但是只靠打擊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翻兩番、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徑。當然我們總還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遠不能少的。但經濟發展是個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實現了翻兩番，那時會是個什麼樣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團結是肯定的。國家的力量真正是強大起來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也會大大不同了。所以要埋頭苦幹，艱苦奮鬥。從現在到二○○○年，還有十六年，好好地幹，一心一意地幹。

　　翻兩番還有個重要意義，就是這是一個新的起點。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就可以接近經濟發達國家的水平。不是説制度，是説生産、生活水平。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要達到這個新的目標，離開對外開放政策不可能。現在我國的對外貿易額是四百多億美元吧？這麼一點進出口，就能實現翻兩番呀？我國年國民生産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的時候，我們的産品怎麼辦？統統在國內銷？什麼都自己造？還不是要從外面買進來一批，自己的賣出去一批？所以説，沒有對外開放政策這一着，翻兩番困難，翻兩番之後再前進更困難。外國人擔心我們的開放政策會變，我説不會變。我説我們的奮鬥目標，本世紀末這是一個階段，還有第二個目標，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達到，打慢一點，算五十年吧，五十年離不開開放政策。因為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後，明朝逐漸衰落。以後清朝康乾時代[5] ，不能説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是對外開放的，不過那時只能是對蘇聯東歐開放。以後關起門來，成就也有一些，總的説來沒有多大發展。當然這有內外許多因素，包括我們的錯誤。歷史經驗教訓説明，不開放不行。開放傷害不了我們。我們的同志就是怕引來壞的東西，最擔心的是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恐怕我們有些老同志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産主義，忽然鑽出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肯定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要意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你不開放，再來個閉關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産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産生新資産階級。基本的生産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説歸公有。國家富強了，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斷提高，這有什麼壞處！在本世紀內最後的十六年，無論怎麼樣開放，公有制經濟始終還是主體。同外國人合資經營，也有一半是社會主義的。合資經營的實際收益，大半是我們拿過來。不要怕，得益處的大頭是國家，是人民，不會是資本主義。還有的事情用不着急於解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説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 “傻子瓜子”[6]  ，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 “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説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 “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不是説四個堅持嗎？這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否則是 “四人幫”的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解放思想，我們老同志有這個任務。這次的好處是，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個委員會的同志都贊成這個文件，看到了現在發布這個綱領性文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是個好的文件。

　　這個文件一共十條，最重要的是第九條，當然其他各條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條，概括地説就是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八個字，事情成敗的關鍵就是能不能發現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説具體點，現在有些五十多歲的同志很不錯，但五十幾歲的人再過十年就六十幾歲了，所以要大膽起用中青年幹部。特別是陳雲同志講要選拔三四十歲的年輕人，這個意見很好。這些年輕人選拔上來以後，可以幹得久一些。他們現在經驗不夠，過兩年經驗就夠了；現在不稱職，過兩年就可能稱職了。他們腦筋比較活。整黨明年就要推進到基層，到各單位各企業，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功不成功就看我們能夠不能夠發現一批年輕人。因為到了本世紀末，現在三十歲的，那時是四十幾；現在四十歲的，那時也才五十幾。我們老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要多顧多問。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要説服老一點的同志把位子騰出來，要不然年輕幹部沒有位子呀。整個形勢是安定團結的，要説疙瘩比較多的，解決得不夠好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其他方面出這個那個毛病不要緊，但是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將來要出大問題，要犯大錯誤。請年紀大一些的同志騰出位子來不容易呀，但是這件事我們必須辦，這條路我們必須走。兩年前我就説過，我希望帶頭退休。顧問委員會一成立，我就説這是過渡形式，歸根到底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因為位子就那麼多，還要精兵簡政，老的不騰出位子，年輕的上不了，事業怎麼能興旺發達。這一點，也要學發達國家，有些第三世界國家解決得也比較好。最近我聽人講，好多國家大部分部長是三十幾歲，也有歲數大一些的，但比較少。總理歲數可能比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歲。我們剛進城的時候是年輕的，我是四十五歲，好多同志比我還年輕一些。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當中央秘書長時二十三歲，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總之，選拔年輕幹部是我們顧問委員會的一個重要責任。

    *　選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