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雋攜其孩子參加戛納電影節。（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已過60歲的文雋頭髮摻着不少銀絲，微微發紅的臉龐透出些許“孩童氣”，在回答每個問題前，他都會微微點下頭。日前，文雋應邀來廣州作客“珠江電影大講堂”，暢談關於粵港電影發展的話題。
文雋是香港知名的電影人，曾任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主席、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會長等職。他的編劇作品《靚妹仔》及《停不了的愛》曾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提名，監製、製作的代表作品包括《陽光燦爛的日子》《風雲》《人在囧途》等。作為著名電影人，文雋多年來保持了編劇出身的特質，喜歡觀察人、結交人，體會生活的煙火氣。
上世紀90年代初，他離港北漂，去探索內地的人情故事，經歷了內地與香港電影合作推進的歷程。他感慨道：“如今的粵港澳大灣區是難得的機遇，大灣區裏不乏可以挖掘的素材，但如何把電影拍出人情味，卻值得拿出來討論。”
近30年“北漂”到內地尋找題材
文雋成長於香港電影最輝煌的時候。
香港著名導演、編劇陳嘉上把文雋當作自己的老師，他曾在採訪中説：“通過對文雋創作的經驗以及角度的了解，很可能找到自己怎麼走進這個行業的可能性。”
文雋在上世紀70年代末步入香港電影圈，監製、編劇、導演或出演的電影超過一百部。他的電影裏帶着港片輝煌時期的印記，他從困於社會底層的邊緣人物裏尋找故事，又把這個故事描繪成層層構築的社會形態，豐滿立體的人物形象和緊湊的故事節奏為他的電影世界添磚加瓦。從《中華英雄》《百分百感覺》到《風雲》等電影，都是植根在一代人心中的港片記憶。
電影的好壞從劇本開始。“一直到現在，我都是以作為編劇為榮，寫劇本最關鍵都是寫人，所以我們去觀察人，結交人，講人的故事才會令人産生共鳴。”
上世紀90年代，文雋北上拍電影。彼時，香港電影正處於黃金時代的末端，繁花落定。文雋説，香港電影的黃金十年在85年至95年期間，後來他與王晶、劉偉強成立最佳拍檔電影公司，創制出《古惑仔》《風雲》等經典影視作品，但是仍未扭轉香港電影的頹勢。“那兩三年是香港電影最後的迴光返照，也是香港電影最後輝煌的時光。”
一晃已經過去了29年，近乎佔據了文雋63歲的一半人生。
29年的時間裏，文雋的電影越來越“地道”，越來越接內地地氣。他堅持對人物的雕刻和細節的把控，不管是《我的兄弟姐妹》這部講述親情糾葛的“催淚瓦斯”，還是《人在囧途》以春運為切入點的社會特寫，文雋嘗試了多種類型片的製作，兩個小時的電影，處處都是社會百態。
粵港電影生産可以再融合一點
2002年，文雋在廣州拍了《我的美麗鄉愁》，相比《我的兄弟姐妹》的大賣，這部電影並未取得理想票房。那一年，票房冠軍張藝謀導演的《英雄》成了票房黑馬，收割2.5個億。文雋説，從那一年開始，國産片起飛的時候到了。
《英雄》之後，許多香港電影人選擇北上。2008年之後，隨着《畫皮》《投名狀》《十月圍城》等各種類型片出現，內地國産片的探索漸顯成效。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香港導演+內地題材”的融合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紅海行動》《智取威虎山》等主旋律商業大片探索出了一條新路。
香港和內地在電影産業上的合作共贏，如今是大勢所趨。數據顯示，2018年香港全年放映電影總數為353部，其中僅有53部為香港電影。“過去港片一年産出兩三百部，近年來只有50來部。”文雋談到，香港電影市場堪憂，而內地市場廣闊。“近年來，香港電影人對於類型片的拍攝經驗給內地注入了新的活力，內地為香港導演提供了再次發揮的空間，兩邊可以再融合一點。”文雋期待。
近年來，在許多粵港澳大灣區電影的活動中，都有文雋的身影。他助力打造粵港澳影視製作産業基地，給南方影視中心的發展出謀獻策，為粵港澳三地電影人搭建影視工業化大平台而奔波。文雋感慨，如今粵港澳大灣區為電影發展提供天時地利人和的機遇。“粵港澳大灣區電影發展既有政策利好，將大灣區裏的城市凝聚成一股力量，每個城市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1月12日，作為政協委員的周星馳在廣東省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中透露，在粵港澳大灣區未來電影産業合作中，他將有一系列創意人才培養計劃，希望能在大灣區培養更多優秀的電影人才。這一點與文雋的想法不謀而合。“廣東連續18年蟬聯國內票房地區冠軍，動畫製作能力強，但確實面臨着人才短缺的問題。現在中國電影産業的中心還是北京和上海，本土的電影院校為電影産業提供了人才儲備，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將北上的香港電影人吸引到大灣區和打造本土電影人才，這樣南方影視中心才會走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