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香港同胞能早日摘下口罩自由呼吸”——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員工作素描

來源: 新華社          發佈時間: 2020-09-14

  香港新冠病毒普及社區檢測計劃9月1日至14日展開。位於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二樓的香港大規模核酸檢測“火眼實驗室”,16個艙室按檢測流程有序排列,一箱箱樣本連日不斷被送入場內。

  “火眼實驗室”裏大約有10個工作崗位,包括艙內的拆包、取樣、提取、擴增、試劑配置等,以及艙外的支持支撐崗位,如樣品管理、物料運送、工作統籌、數據分析等,“各環節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廣東組)隊長余德文説。

位於香港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的大規模核酸檢測“火眼實驗室”(8月26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火眼實驗室”內,每天都有數百名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員在此工作,他們各司其職,24小時不間斷推進著病毒檢測工作。

  “紙尿褲已經成了我們的標配。”來自福建省的支援隊員肖方震説,為了節省時間,可以12個小時在實驗室內不間斷工作,“大家發現紙尿褲是很有效的辦法,期間可以儘量不用去廁所。”

來自福建省的支援隊員肖方震接受記者採訪(9月8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核酸檢測開始時,支援隊實行“兩班倒”——早9時至21時一班、21時至次日9時一班,保證實驗室24小時運轉,6日之後改為“三班倒”,即每天9時開始,每8小時一班。隊員們每進一次實驗室,都必須重新換一套防護裝備。尤其是拆包、取樣、提取,三個艙室都實行三級防護,隊員們都穿著連體防護服,戴護目鏡、N95口罩和雙重手套。

  特區政府了解支援隊員們的工作辛苦,特意為他們準備了點心、牛奶等食品。然而,這些食品被靜靜地放在場內一角,連日來少人問津。肖方震説,大多數隊員進入實驗室之前都儘量吃飽,以便工作期間不用再出來進食。“我們就是想早點完成檢測,幫助香港控制住疫情,好讓香港同胞可以早日摘下口罩自由呼吸。”

  來自廣西的支援隊員蔣立立已經連續上了好幾個夜班。她説,由於晝夜顛倒,人體生物鐘紊亂,再加上工作緊張,包括她在內的很多隊員都出現了失眠等問題。

  “安定加咖啡,就成了我們常見的搭配。”蔣立立説,為了抓緊進入睡眠、恢復體力,不影響下一班的工作,隊友們常常睡前服用一片安定。醒來之後,進實驗室之前,大家再喝一杯咖啡提神。

  8月2日,支援隊先遣隊7名隊員最先來到香港。此後,又有數批隊員陸續抵港增援。目前,共有來自廣東、廣西和福建的575名支援隊員在港開展實驗室檢測工作。

  很多隊員抵港之後根本沒有時間休息,培訓之後直接進入實驗室工作。來自廣西的支援隊員蔡永林,9月3日6時許和隊友們從南寧市乘車出發,15時許抵達香港,21時許抵達實驗室、即時上崗,持續工作到9月4日9時。

來自廣西的支援隊員蔡永林接受記者採訪(9月8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入關後,大巴車上一名本地嚮導對蔡永林及同事們説,香港市民之前做檢測,從採樣到得到報告,少則3天、多則7天。支援隊來了之後,他們不到30個小時就知道結果,市民們非常滿意和開心,非常感激支援隊。“我當時就下決心,一定要盡快推進工作。越早找出隱性感染者,就越能減少他們傳播疫病的機會,越有利於香港遏制疫情。”他説。

  蔡永林説,他們當時早就忘記了長途“奔襲”帶來的疲勞。等到第二天9時有人提醒換班時,大家才一下子鬆弛下來。走上大巴,很多人歪頭便睡,直到賓館。

  余德文拿出一張圖表,上面的柱狀圖顯示著每天樣本檢測的情況。“其中有四天,我們的樣本檢測量達到20萬個以上,這是非常理想的,也超出了我們預期。這説明,我們的隊員進入狀態以及互相配合都非常好。”余德文説。

  進入實驗室以來,來自廣東的支援隊員廖亞龍,手臂和背上一直貼著止痛膏藥。他説,因為長時間重復提取樣品的動作,隊員們手臂和背部都出現了肌肉酸痛的症狀。“我們廣東隊已經發出500多盒膏藥了。”他説。

  來自廣西的支援隊員莫翠菊負責拆包工作。每天手拆數萬個樣本袋,時間一長,很多隊員的右手大拇指脫了皮、裂了縫。後來,他們又嘗試使用剪刀拆包。由於長時間機械式地握剪,莫翠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直到現在還不能伸直。

  來自福建的支援隊員曾邦偉則負責實驗室檢驗物品的後續處理工作。實驗室檢測完成大量的樣本,每天,他和隊員們都頻繁地體驗著“冰火兩重天”的感覺:一會兒要進入20攝氏度左右的場內集納樣本、送上吊車,一會兒出來、緊急送去處理間,那裏持續燒開的高壓鍋令房間內溫度高達40多度。“我們的衣服幹了又濕,濕了又幹,一天不知道反復多少遍。”他説。

  香港新冠病毒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開展以來,截至9月12日20時,累計共有約166.6萬人在檢測中心登記檢測,支援隊已經累計檢測完成約161.6萬個樣本。

香港市民表達感激之情的信件、海報和隊員們的照片等在酒店的一面墻上集中展示(9月8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在港期間,因為工作任務繁重,也出於防疫需要,支援隊員們一直過著酒店和實驗室“兩點一線”的生活,從未能外出領略“東方之珠”的風采。很多隊員對香港的印象,也只是來自每天在通勤大巴上向窗外的匆匆一瞥。

  “我想等疫情過後,再和家人到香港來。相信那時的香港會更美!”蔡永林説。

香港市民表達感激之情的自製海報(9月8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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