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條腿走路”的香港醫療體系穩步前行，優勢突出。成熟的公私營雙軌體系、活躍而先進的醫藥市場可為內地醫療改革提供借鑒。
2016年國家公布“十三五”規劃綱要，其中涉及港澳部分的內容單獨成章《港澳專章》。不過，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梁振英便指出：“我們需要關心的，不僅是在《港澳專章》中國家給予香港的支持和給予，亦要關心‘十三五’規劃其他章節在內地為香港進一步發展境外經濟提供的機遇。”
“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全面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包括完善基本藥物制度，深化藥品、耗材流動體制改革，健全藥品供應保障機制。梁振英以此為例，認為這一目標可能為香港在藥物檢測、驗證和生産方面帶來新的機遇。
眾所周知，香港醫療體系與國際接軌，最直觀體現於最新藥物的使用，一些世界一流藥廠甚至會選擇香港為新藥首發地。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前局長高永文指出，這得益於香港相對簡單的審批體系，只要獲得歐洲藥品管理局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審批通過的藥物，基本會在香港獲批，“香港不會重複做藥物檢測研究”。與之相對，內地的藥品審批體系龐大、程序複雜，從而令新藥進入內地市場的周期更長。
這一種“時間差”，賦予香港搭建“橋梁”的獨特角色。過去幾年，香港也鉚足勁一面向內地藥物檢測當局爭取更多政策，如認可在香港進行的臨床研究結果，一面加碼資源彌補基礎臨床研究的不足。
高永文任內，特區政府就曾向本地兩所醫學院——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各撥款4000萬元(港幣，下同)，成立第一期臨床試驗中心，進行新藥物首階段臨床試驗。兩個中心均已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藥監局)認證。這意味着未來將有更多新藥，可利用香港作為“跳板”進入內地市場。
在香港藥物市場活躍而有力的帶動下，內地藥品供應的確有改善，高永文記得，兩年前香港曾有兩種用於治療肺癌的免疫治療新藥，其時按正常程序預計數年才能夠在內地流通，基於民眾需求，“內地藥檢當局將審批行政程序壓縮，僅用數月時間就獲批”。
2019年，中央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公布的16項政策措施，包括大灣區內地城市指定港資醫療機構可使用已在香港註冊藥物和常用醫療儀器。“這是踏出最好的第一步”，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副會長唐繼升説，在大灣區醫療融合方面，藥物流通走在了最前面。
近年來，“兩條路走路”的香港醫療體系在經歷人力資源短缺等壓力下，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優化。一方面，《財政預算案》加碼公營醫療資源的投放，在2020／21年度，提供予醫管局的經常撥款750億元，較2017／18年度增加35%；由2021／22年度起五年額外撥款共36億元予醫管局以挽留醫護人手。另一方面，壯大私營醫療系統，籌建全港首間非牟利私家教學醫院。
在高永文看來，一場疫情令香港醫療體系的優勢更加凸顯——“政府動用全部公營醫療力量抗擊疫情，將其他病人分流至私家醫療體系”，於9月推行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亦有賴私家醫護人員的全力配合。
鼓勵社會力量興辦健康服務業，推進非營利性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同等待遇。這是“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所訂明的目標。高永文和唐繼升都相信，成熟的香港經驗所發揮借鑒作用不可小覷，無論是制度管理，還是醫藥質量監控等方面。
事實上，香港醫療體系的影響已在過去幾年慢慢滲透入內地，被改變的還有內地居民的就醫習慣。高永文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例，它採取的一套“港式”做法，即預約看病、病人先看普通科之後精準轉介至專科醫生、不輸液等，起到很有意義的前期示範性作用，成效也不錯，逐漸獲得深圳居民的認同。
現時，在內地運作的香港醫療機構約30間，高永文形容大致框架已有，但影響力還不足夠。他期待未來先在大灣區內，透過進一步政策放鬆，簡化申請牌照手續，令更多香港醫療機構進駐內地，同時讓研究成熟的藥品和醫療器械短期內通過審註解冊，將會促成深具顛覆性的變革。
“當在港使用的世界先進藥物也在大灣區其他城市可以使用、香港醫生經驗共享後，將全面提高大灣區的醫藥質量、檢測水平、醫療業界氛圍，甚至是醫療制度也將逐步得以改善”，唐繼升説，最終受惠的將是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