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香港特區政府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希望香港能從“治”到“長治久安”

來源: 羊城晚報          發布時間: 2021-03-09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香港特區政府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通訊員供圖)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香港特區政府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近日在接受羊城晚報專訪時表示,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當務之急,也是解決當前香港政治亂象的治本之策,希望香港選舉制度得到完善後,香港能從“治”到“長治久安”。

  唐英年認為,“十四五”時期,香港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在香港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過程中,他建議國家給予一攬子政策和補貼支持香港創科企業在內地發展。

  完善選舉制度確保“一國兩制”沿正確方向前進

  羊城晚報:您如何看待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唐英年:只有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消除制度機制方面的隱患和風險、確保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才能確保香港特區依法施政和有效治理,才能確保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

  “愛國者治港”是天公地道的政治倫理。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或者地區在其選舉制度之下,都會嚴格要求參選人和治理者必須是愛國者。

  羊城晚報:完善選舉制度後,如何對待今後可能出現的“不同的聲音”?

  唐英年:完善選舉制度後,只要是真正的愛國者,我覺得就可以參選並可能勝出。愛國者是治理香港的一個基本原則,同時香港也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很多不同的意見在香港完全可以得到包容,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優勢。

  全國人大在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中提出“建立全流程資格審查機制”,“我相信會有一套客觀的標準去審核每一位參選者。”

  羊城晚報:您怎樣看待完善選舉制度對香港未來的影響?

  唐英年:2019年發生在香港的“黑暴”,衝擊了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香港人的生活。香港國安法落地實施後,香港實現了由亂到治,絕大多數香港人感到欣慰。接下來,香港需要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選舉制度得到完善以後,我希望香港能從“治”到“長治久安”。

  愛國愛港在香港應該成為一個共識。香港的絕大多數人都想把香港建設成為一個更有活力、發展得更好的地方。根據愛國愛港的定義,我們大家都要積極正面地為香港發聲並為香港的發展貢獻力量,我很希望看到香港社會能共同努力,為香港人的福祉貢獻我們大家的力量。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都希望香港在經濟、民生、社會方面能夠有正面、積極的發展,希望香港能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和國家的發展大局中。

  香港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

  羊城晚報: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您如何看待香港的機遇?

  唐英年:過去一年,國家在應對疫情、穩定經濟上沉着果斷,在新的一年已經開好局、起好步。香港需要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中定好位、掌好舵、撒好網,邁出發展步伐,繼續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角色。香港的優勢是金融服務,可以在國家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為人民幣的發展作出貢獻。

  羊城晚報:香港的這種作用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唐英年:香港是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典範,不單可以協助完善國家的內需市場,更可以把國際接軌的先進金融服務業技術引入內地,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大灣區人口龐大,不論是個人消費、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投資,以至發展高端製造業及新能源等産業發展需求,都可以利用香港的優勢。憑藉過往成功的經驗,我相信,香港可以發揮兩點作用:

  第一,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民幣業務上可以發揮先導作用。金融應該支持實體經濟發展。2003年,我還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時,香港的人民幣業務開始起步,現在已經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也是主要的人民幣融資中心,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規模全球最大,債券發行人包括來自世界各國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香港可以利用其經驗,透過互聯互通的可控渠道,協助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人民幣業務發展,不論是融通、兌換、支付以至基建層面的活動,香港都可以先導參與,並跟在港的人民幣資金池結合。舉例説,讓香港以先行先試的方式,在粵港澳大灣區內試行人民幣的資本流通、兌換暢通及産品互通。

  第二,香港在國際市場上可以繼續擔當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驗場作用。當前,美國經濟存在嚴重不確定性,因此,美元的結算地位不可長期依賴,國際社會要設法降低依賴美元作為交易貨幣,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是大勢所趨。因此,國家可以通過優化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機制,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中國人民銀行已先後跟眾多國家和地區簽訂了人民幣互換協議,方向正確,國家仍可爭取並利用好香港這一平台,在貿易結算層面用人民幣進行。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産的需求勢必日益增長,全球資金將會繼續流入人民幣資産,而香港作為國際投資者參與內地金融市場的橋梁,定可發揮更大作用,例如可以在香港發行更多人民幣投資産品,以及吸引國際投資者透過香港投資國內的人民幣證券市場,讓國家在國際金融舞台發揮更大經濟影響力。

  所以,這次參會,我在推動人民幣業務及國際化發展方面,建議內地及香港的相關金融主管部門攜手提供全盤方略,擬定執行大綱。只要香港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定能繼續發揮好香港的獨特優勢,奠定未來發展新台階,服務國家,面向世界。

  建議國家給予政策和補貼支持香港創科企業發展

  羊城晚報:國家對香港的一個定位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和短板分別是什麼?

  唐英年:香港的科研發展與國際接軌,大學機構林立,加上稅制簡單及稅率偏低,容易吸引外資和海外機構駐足,創新發展潛力非常龐大,這是優勢。但在客觀發展條件上,香港仍有自身局限,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的出台正好補上了香港的短板,但還需要國家在政策及資源上提供支持和扶助。

  香港僅有700多萬人口,市場細小;其次,這個地方寸金尺土,租金昂貴,不利於創科企業發展。還有,香港的傳統定位是金融與商業,對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發展的比重偏低。創科企業的創辦人一般是工程師或科學家,在這個商業金融主導的環境中,發揮自有局限。幸好,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的科研發展及創科企業培育提供了黃金機會。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的科研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後花園”,既有人力,又有資源,更有市場。舉例説,香港業界的科研成果可以在大灣區落地生産或建立生産基地,提升産量;在銷售方面,又可以把大灣區作為“踏腳石”,利用電子商貿方式,擴展至內地其他市場。此外,香港的科研企業更可以在大灣區內地九市中尋找合作夥伴,把業務做大做強。

  羊城晚報:您對未來香港發揮好創科作用有什麼建議?

  唐英年:可能需要國家給予一攬子的政策和補貼支持,包括提供政策配套、特定稅務寬減和國家標準諮詢服務等,創科企業才有機會盤活及茁壯成長。舉例説,香港企業對內地科研項目的法規、認證、審批和稅項等較為陌生。此外,在生産地點上,國家也可以提供不同程度的租金寬免措施,讓香港的創科界可以利用大灣區內廣大的土地資源作科研中心及生産基地,共創發展機會。

  因而,我建議商務部能夠就政策和補貼作出考慮,這樣,國家可以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給香港年輕人夢想成真的機會,同時鼓勵他們到內地感受及領略國家的優點和吸引力,逐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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