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香港中學的愛國傳承

來源: 新華社          發布時間: 2021-03-29

 

在香港香島中學的校史室,司徒宏接受記者採訪(3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在香港香島中學的校史室,86歲的司徒宏老先生環視那一幅幅或暗黃或鮮艷的照片,感慨萬千。

  他説,正是在這所學校,我第一次了解到祖國。母校和愛國,自此便在他心中連在一起。

  1946年春天,一批進步知識分子在香港辦起了一所新型中學——香島中學。它是香港第一批升起五星紅旗的學校之一,“愛國、進步”是這所學校永不褪色的標誌。

這是香港香島中學的校門口(3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在港英打壓下頑強生存、發展

  “最新奇的是學校的早讀。同學們分成幾個小圈子讀報紙,念時事。”當時才10歲的司徒宏已輾轉讀過好幾所學校,由於他調皮、好動,哪所學校都不留他。直到“另類”的司徒宏走進了這所港英當局眼中的“另類”學校的小學部。

  這裡打開了司徒宏新的人生大門。他不知道,這別具特色的讀報紙,正是這所學校培養孩子們了解社會、關心祖國的特殊方式。這一方式一直持續,成為香島中學國情教育的傳統。

  退休多年的香島中學校長楊耀忠説,港英統治時期,愛國學校受到各種打壓。香島中學第一任校長盧動,就是因為堅持挂五星紅旗在1950年被港英當局遞解出境。

  楊耀忠介紹,當時的愛國教育主要是兩個方式,“一個是早讀課,二十分鐘時間,讓孩子們讀報紙,重點都是講祖國的重大發展、重大成就。遇到像發射東方紅衛星這樣的大事,全校師生一起慶祝”。另一個就是以各種方式慶祝國慶,“不僅在各種壓力下堅持升國旗、唱國歌。而且搞各種體育、文藝比賽,慶祝國慶”。

  “在港英時代,愛國學校困難很多。”現任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説,沒有資助,不給生源,學校用地難以獲批,學校老師與外界交往受到監控。學生畢業也受到各種歧視,成績再好也不能進入公務員隊伍,連教育學院、消防隊都難以進入。

  “我校歷史,不僅是一所愛國學校的歷史,而且是香港地區在殖民統治下進行愛國教育奮鬥史的一部分。”細品香島中學校史的這段話,既有沉重,更有豪情。

  愛國學校嚴謹、嚴整的校風受到香港社會廣泛好評。“有一段時間,香港黑社會滲透學校,家長很擔心。送到愛國學校,孩子學不了壞,是當時社會的共識。”香港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説。

  廣大香港愛國同胞是愛國學校最強大的後盾,他們捐助土地,募集資金,克服阻力把子女送到愛國學校。猶如頂翻石板的竹筍,愛國學校在壓力下頑強生存,發展壯大。到上世紀70年代,僅香島中學一家,本校和分校在校生達到1萬多人。

現任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接受記者採訪(3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大家庭般的師生氛圍來自理念相同

  “香島中學的老師不一樣,就像校歌裏唱的——我們是一所大家庭。”司徒宏對這一點唸唸不忘,幾次深情回顧。

  “當班主任老師第一次要我放學後留下的時候,我以為又是罰站、訓話。”司徒宏説。但他的班主任李麗珠老師留下他,指出的卻是他有哪些優點。

  “那是我第一次受到肯定。我當時就哭了,哭得止不住。”這是他的人生轉折,此後司徒宏變得自強、上進。在老師、學長的影響下,他嚮往祖國,1950年隻身到廣州求學,後來考入了華南師範大學,投身於祖國建設中。

  這種猶如大家庭一般的師生關係一直延續到現在。年輕的曾老師剛回母校教書不久,她回憶在香島中學上學時,“我不開心,我考試沒考好,我可以直奔教研室找老師訴説,老師會開導我”。

  如今,她自己也正在把這種關懷傳承下去,“不僅教學生知識,在為人處世、生活態度等心理層面也會幫助他們”。

  “不同於香港教會學校、私立學校,愛國學校能做到這一條是因為從老師到家長都是靠信念聯繫在一起。”楊耀忠1980年開始進入香島中學做副校長。“港英把你打入另類,孤立你,讓你自生自滅。教師收入低,不到其他學校一半,學生被人另眼相看。如果不是同一個理念,教師不會來,家長也不會送學生來。”

  “我自己是一所‘親台’學校出來的。”楊耀忠談起了他理念的確立,“那是受國民黨影響的學校,整個中學期間我被他們洗腦。”

  1971年,他上了大學。那時的香港各高校,愛國學生運動風起雲涌,他重新認識了新中國,也走上了堅定的愛國教育的戰場。在愛國學校最困難的時候,他加入了香島中學。

  上世紀80年代,港英當局逐步開始實行免費教育,靠收學費生存的愛國學校受到很大影響。和其他愛國學校一起,香島中學一面採取措施渡過難關,一面團結社會各界力爭同等待遇。港英當局直到1991年,終於將包括香島中學在內的數所愛國學校列為資助學校。

香港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2020年攝)。新華社發(受訪者提供)

  教育要推動愛當代中國

  鄧飛也曾就讀香島中學。從上學時,他就認識到,愛什麼樣的中國在香港有著深刻的內涵。

  到將軍澳香島中學當校長後,鄧飛研究過港英當局排斥新中國的教育手段。“港英當局沒有抹去中文教育或者中國歷史教育,他們知道也抹不掉,所以就採取一種手段,只強調一種文化上的中國,而抹掉當代中國,從而造成香港華人社會頂多只是仰慕文化上的中國,從而排斥當代中國,對當代中國一切的元素都採取一種懷疑、質疑,甚至是討厭的態度。這種別有用心的厚古薄今政策一直持續到1997年。”

  在鄧飛看來,如果説回歸前愛國學校主要推動的是反殖民地奴化教育,那麼在香港回歸後的今天,要推動的就是愛當代中國,“我們的價值就在這裡”。

  回歸以後,各學校到內地交流已成主流,不再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需要破除重重阻力。“但不能總是去看名勝古跡。”作為重慶市的政協委員,鄧飛計劃在疫情過後帶學生一面去瞻仰承載古代文明的大足石刻,一面去尋訪重慶的三線建設項目,“讓我們的學生認識那些為實現工業化默默付出的人們”。

  從新中國到當代中國,如何將愛國這一情懷和傳統傳承下去,不僅是鄧飛,也是楊耀忠、黃頌良等眾多愛國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課題。

在香港香島中學的走廊墻壁上,張貼著升旗儀式的照片(3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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