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歲的楊永光當年親歷“秘密大營救”，現仍生活在適廬大屋（4月12日攝）。（新華社記者 吳曉初 攝）
跨過河溪小橋及菜田，來到香港元朗鄉下的一座客家大屋——適廬。抗日戰爭時期，這裏曾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營救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一個根據地。當年親歷這一“秘密大營救”的楊永光現仍生活於此。
“那年我大概五六歲，只模糊記得很多人來過，後來媽媽告訴我，共産黨的遊擊隊經常帶來很多人，大部分吃頓飯就繼續趕路了，小部分留下住一晚才走。”今年85歲的楊永光回憶説。
東江縱隊在香港開展的一次又一次大營救，是百年大黨中國共産黨在香港這片熱土上留下的紅色足跡。日前記者探訪適廬，從這裏開始，尋覓那些以勇毅、不屈和犧牲寫就的紅色詩篇。
1941年12月，香港總督府挂起白旗，宣告香港淪陷。在香港避難的百名文化精英處境萬分危急，其中包括茅盾、鄒韜奮、何香凝、柳亞子等。
“這些被營救的都是文化界精英、愛國民主人士和國際戰士，如果被抓，將是中國的一大損失。所以當東江縱隊知道日本要進攻香港時，就按上級指示第一時間進行營救。”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會長尹素明説。
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會長尹素明向新華社記者講述東江縱隊香港大營救（3月31日攝）。（新華社記者 吳曉初 攝）
日軍張貼佈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前去報到，否則“格殺勿論”；並公然在香港各大影院打出幻燈片，點名“請”梅蘭芳、蔡楚生等人到日軍佔領司令部半島酒店“會面”。
緊急關頭，中共中央領導人發出急電，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廖承志與廣東省、香港黨組織和部隊的負責人，要想盡辦法把他們搶救轉移。
這一歷史重任落到了東江縱隊前身——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肩上，其中包括1942年2月成立、由香港居民組成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位於香港元朗的客家大屋——適廬（4月12日攝）。抗日戰爭時期，這裏曾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營救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一個根據地。（新華社記者 吳曉初 攝）
“我父親是當時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政委林平。他告訴我，淪陷時期，為躲避日軍搜捕，人們東躲西藏，想要把營救對象一一找來極為不易。為此，香港有關人員按名單，通過各種關係，先找到他們，再把他們轉移，然後再安排他們分批撤退，同時還要避開敵人搜捕。”尹素明説。
由於香港淪陷後物資匱乏，日軍大量驅趕在港居民回內地，造成無數難民。“遊擊隊當時把要營救的人集中起來，混入難民中。”尹素明説，有些文化人看起來很斯文，遊擊隊還專門把他們化粧成難民的樣子。
從茅盾寫作的《脫險雜記》中可以窺見當年那艱辛的“逃亡路”：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婦等人被遊擊隊帶到皇后大道東的臨時集中點，扮成難民模樣，通過日軍檢查站，在夜幕掩護下登上停靠在避風塘的駁船，與鄒韜奮等人會合。10日凌晨，他們分乘3艘小艇迅速衝向九龍，並在油麻地佐敦休息。11日和12日，他們經荃灣，到元朗十八鄉的適廬歇息一晚，再渡過深圳河。13日，他們一行抵達寶安遊擊區的遊擊隊臨時指揮所駐地白石龍，並見到了林平等遊擊隊領導。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向新華社記者講述東江縱隊香港大營救（3月29日攝）。（新華社記者 吳曉初 攝）
“當年大多被營救的人走的都是這條路線。”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説，還有何香凝等不方便長途跋涉的人走的是水路，也就是從港島坐小艇到九龍後，經西貢坐船到深圳。此外，還有的直接通過澳門到達遊擊區。
在百多天時間裏，共有800多名滯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在遊擊隊戰士護送下，通過不同路線，順利逃離日軍魔掌，無一傷亡，無一被捕。
這一營救行動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説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而鄒韜奮則題了“保衛祖國 為民先鋒”八個大字讚譽東江縱隊。
這一切，是共産黨領導的遊擊隊發動群眾，以周密的部署、無畏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和巨大的犧牲促成的。
日軍搜捕給當地人帶來了痛苦的回憶。“日本人在門口放了煤油，逼家人講出遊擊隊和文化人的去向，不然就放火。”楊永光指着適廬的大門説，當時自己的伯父楊竹南就曾被日軍抓走，嚴刑拷問了個把月，由於一無所獲才被放回。
當年被營救的文化名人夏衍曾表示，大營救記錄了共産黨人和遊擊區軍民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中，捨生忘死地執行統戰政策的史實，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
這樣的肝膽相照不僅跨越了階層、黨派，還跨越了民族、國家。
“我父親曾和我説過，他們除了營救文化界人士，還營救了8名美國飛行員，並把他們安全送到後方。”尹素明説。
“為了搶救我，你們一定動員了許多我所看不見的力量，我要和你們做永遠的朋友。”美國空軍中尉克爾就是被救的美國飛行員之一。獲救後，他對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在敵人嚴密包圍中奇蹟般營救自己脫險感慨萬分。
1944年2月，克爾駕機轟炸日軍佔領的香港機場，不幸中彈，只能帶傷跳傘求生。落地後，克爾在拼命奔跑的時候遇到了東江縱隊的小交通員李石。
東躲西藏、歷盡艱險，最終在港九大隊的努力下，克爾成功避開了日軍持續半個月的搜查。在由港九大隊輾轉護送踏上歸途時，克爾回望他曾住過的屋子，看着所有人在向他揮手告別，滿懷感恩。“他們這些人竟能如此冒險來幫我……那些中國人，是何等令人稱奇和美妙啊！”
克爾回去後向上級報告：共産黨在香港有堅強的力量，美軍應與其合作。後來，東江縱隊與美軍展開情報合作，由東江縱隊向美軍提供香港各個機場和船塢的資料、日軍防衛力量等情報。
香港淪陷時期，遊擊隊還營救了大量原港英軍政人員及盟軍遇險人員等，體現了反法西斯的國際主義精神。
抗戰時期波瀾壯闊的大營救在香港留下了豐富的遺産，那些走出危難、走向勝利的人們曾翻越的山嶺，仍或多或少地殘留着當年的痕跡，有些已成為今天港人熱衷的行山徑。
如今走過這些山徑的香港年輕人，卻未必知曉這段艱苦卓絕的歷史。“我們正在編寫《帶您尋蹤抗日遊擊隊香江足跡》這本書，為行山的人們提供一些指引，來銘記這樣一段肝膽相照、勠力合作的反法西斯歷史。”尹素明説。
“不忘歷史，才能更好前行。”她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