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陳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聰、何香凝、廖夢醒、歐陽予倩等部分滯留香港的文化名人合影。（何香凝美術館供圖）
海上護航大隊船隻。（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供圖）
1942年，800 餘名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從香港神秘「蒸發」，在短短數月後，他們便悄無聲息地突破日軍及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關卡，安全地出現在抗日大後方和根據地。這便是由中共中央指揮部署、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東江縱隊前身）作為主力實施救援的「秘密大營救」。
歷史上，這場舉世矚目的傳奇壯舉不僅有力推動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對於保護中華文脈、為新中國文化建設留存有生力量更是意義深遠。首批脫險的文化名人之一、著名作家茅盾在《脫險雜記》中稱其「是難以想象的仔細周密，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今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也是秘密大營救80周年。記者走進位於深圳白石龍老村1號的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重溫這場發生在粵港大地上的家國情懷與智慧勇氣。
海外文宣重鎮 文化名家熠熠生輝
1938年1月初，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一家名為「粵華公司」的店舖靜靜開張了：這是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簡稱「香港八辦」）的掩護機構。主任廖承志是中共香港統戰委員會書記。
6月14日，「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在香港宋慶齡住宅成立，宗旨「宣傳中國抗戰，爭取國際援助」。宋慶齡是主席，廖承志是執行會長兼秘書長，負責保盟的實際運作。
秋季，化名為「楊廉安」的秦邦禮在香港灣仔開設了「聯和行」，之前，陳雲在延安部署秦邦禮：到香港配合廖承志，保管國際援助物資並運送敵後戰場。
「中共在香港設立這三個機構，就在抗戰初期，將香港三個『絕無僅有』展現得淋漓盡致：中國抗戰絕無僅有的海外文宣重鎮、敵後戰場爭取和接收國際援助絕無僅有的渠道、抗戰期間所有淪陷城市絕無僅有的秘密大營救。」清華大學國際研究生院兼職教授、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原部長、國務院參事室原特約研究員曹二寶説，「中國共産黨主動發揮和提升香港獨具的為內地沒有或難比難替的全局性地位功能，就始於這個時期。」
1941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皖南事變」，蔣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救亡日報》拒絕刊登蔣介石污衊「新四軍叛變」的消息電稿，駐桂林的國民黨新聞檢查所秉承蔣介石重慶當局的密令，查封了《救亡日報》。為保護愛國民主人士及文化名人免遭毒手，1941年1月至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把眾多文化名人先後從桂林、重慶、昆明、上海等地轉移到香港，繼續從事抗日救亡運動。
一時間，新的文化、藝術、教育團體不斷在香港涌現，報紙、刊物、戲劇影視猶如雨後春筍，如《新聞通訊》《光明報》《筆談》《耕耘》《時代批評》《青年知識》《大地畫報》，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也在香港復刊，茅盾、夏衍、金仲華、喬冠華、胡繩、千家駒等名家成為該刊的編輯委員。鄒韜奮還撰寫了20萬字的《抗戰以來》，在《華商報》每日連載，無情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內戰的種種行為。此外，演出活動也愈見活躍。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名譽館長朱赤稱，這些活動的開展，對於促進全國的抗日民主事業，以及推動香港的新文化運動、開啟民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記者看到諸多當時身藏港島的文化名人留下的革命文化印記。在館展示的一張黑白老照片中，夏衍、宋之的、司徒慧敏、於伶等在香港組建的「旅港劇人協會」，首次公演宋之的創作和執導的《霧重慶》，揭露諷刺了國民黨反動派及各種反動勢力利用抗戰大發國難財的無恥行徑，前後連演14場，産生了極為強烈的反響。
據曹二寶介紹，全國一流的文化刊物、傳媒和團體，這時都集結於香港，可謂「群星燦爛」：茅盾主編《文藝陣地》、《筆談》，端木蕻良主編《時代文學》，梁漱溟等創辦《光明報》，黃慶雲主編《新兒童》；保盟主編《新聞通訊》，薩空了主編《立報》，香港學生賑濟會主編《學生呼聲》；惲逸群等負責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胡一聲、吳全衡等主辦的香港中國通訊社等；宋慶齡任名譽會長、顏惠慶任會長的中蘇文化協會，張一、許地山主持的新文學會和世界語協會，丁聰等主辦的新美術社，司徒慧敏等主持的旅港劇人協會等，以及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中華全國漫畫家協會香港分會、中華全國木刻家協會香港分會、香港政治經濟學研究會、香港劇藝社等等。很多全國性的抗戰展覽、漫畫、版畫、戲劇，都在香港成功展陳或演出。
「我黨最早的銀行家鄧文釗、鄧文田兄弟，在香港創辦《華商報》，時獲海外華僑社會讚譽：『40年代高挂在英國殖民地上空的一盞明燈』。」曹二寶説。鄒韜奮等主辦《大眾生活》，短短不到半年就出了30期。香港首發的兩部長篇小説：茅盾的《腐蝕》和夏衍的《春寒》，也在海外引發巨大影響。
同時，香港也成為敵後抗日戰場爭取國際援助的主渠道。曹二寶表示：「據統計，香港一度成為中國抗戰的輸血管：中國從國外進口或外國援華的物資，約97%經香港運到內地。各種史料證明，宋慶齡以其崇高聲望和深厚人脈，領導保盟在香港爭取的國際援助，來自東南亞和歐洲、北美、澳大利亞，還引介了白求恩、柯棣華等國際友人，不遠萬里參加中國抗戰。」曹二寶告訴記者：香港八辦和聯和行，通過暗布東南亞和內地的各條秘密交通線，將香港募集的國際援助和保盟引薦的國際友人，全部安全送到了延安，有力支持了中共領導的敵後戰場和抗日根據地。
香港淪陷 抗日文化人士處境岌岌可危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日軍認識到要扼殺中國人民的抗爭意識，就要剔除他們的精神支柱，於是將矛頭指向了當時藏身於香港，堅持為抗日發聲的一眾文化名人。他們大肆搜捕愛國人士，還貼出告示，限令在港的文化界人士前往「大日本軍報道部」或「地方行政部」報到，甚至在香港電影院放映幻燈片，點名要梅蘭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日軍司令部所在地半島酒店「會面」，又在報紙刊登啟事，脅迫茅盾、鄒韜奮等人共建「大東亞共榮圈」。這些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多不是廣東人，不會講粵語，極易暴露，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在香港的文化界朋友如何處置？住九龍的朋友撤出否？與曾生部及海南島能否聯繫？」
「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先至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轉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
……
情急之下，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急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中共廣東黨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要求在趁日軍立足未穩的情況下，務必將文化人士安全營救轉移至內地大後方。
周恩來也就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工作的佈置兩次電示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其中要求對「宋慶齡、何香凝及柳亞子及鄒韜奮、梁漱溟等，應派人幫助他們離港。撤退、疏散及幫助朋友的經費，均由我黨在港的存款中開支」。
廖承志召開香港八辦緊急會議，部署加快轉移、營救工作的進展。 「當時，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張文彬、中共粵南省委書記梁廣、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政治委員尹林平等也在港開會。廖承志、張文彬立即向諸位同志傳達了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並研究部署營救工作，決定將營救任務交給中共廣東地方組織和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完成。」朱赤介紹，當時為躲避轟炸與追捕，茅盾等人不得不四處搬家。
如何找到這些文化人？在廖承志的指揮下，港九地下工作人員通過報社和書店等文化人密集出入的場所，一個打聽一個，串聯起龐大的待救名單，很快與他們取得聯繫，並幫助他們轉移住處，避開敵人搜捕，安全到達佐敦花園街、上海街等處的秘密接待站。
周密部署 營救線路萬無一失
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內，記者滑動墻面電子屏幕，當年大營救的幾條主要撤離路線清晰可見。當時，從九龍到東江遊擊區，主要有東西兩條路線：
東線，從九龍經牛池灣到西貢，在企嶺下乘船渡大鵬灣到達惠陽遊擊區。這條線在香港淪陷之前已經建立，是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十分重要的海上運輸線。
西線，從九龍經荃灣翻越大帽山到元朗，渡深圳河過梅林坳抵寶安遊擊區據點白石龍。西線是當時香港難民回國的主要線路，鄒韜奮、茅盾、胡仲持、戈寶權、葉以群、胡繩、廖沫沙、丁聰等幾百名文化精英混雜在逃難人群中，長途跋涉走回。朱赤介紹，此時日軍剛侵佔香港，立足未穩，香港糧食和物資供應十分困難，日軍便採取了所謂的「歸鄉政策」，疏散大批香港居民返回內地，「這反而為文化名人們的撤離，提供了條件。」
當時，日軍封鎖了維多利亞灣，海面的巡邏艇來來回回，負責護送的同志便安排文化人士們乘坐小船，趁日軍的巡邏艇開過後，將他們從港島偷渡到九龍，上岸後為他們穿上難民的衣服，一番「化粧」後，夾在難民的隊伍中，他們沿着青山道過九華徑山坳到荃灣，離開荃灣後折上山間小路，在途中設立的接待站稍作休息，便繼續趕路。
「一路上，曾生派出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的人身着便衣，夾在難民隊伍其中護送文化名人們前行。但是走到元朗，日軍在這裏設有一個很大的檢查站，為防止暴露，文化人士只能走山路了。」朱赤説。
大帽山，位於新界中部，是全港最高的山峰，由於大帽山經常出現大霧，故又稱「大霧山」。穿越大帽山，崎嶇的山路不成問題，最大的危險是盤踞其中的土匪勢力。據了解，曾經的綠林好漢，抗戰後加入共産黨的港九大隊短槍隊隊長曾鴻文帶領短槍隊提前進入大帽山，派老部下鐘清單身赴匪巢，以抗日大義迫使匪首「讓出」了大帽山，隨後在此建立了據點，打通了荃灣經大帽山到十八鄉，進入羊台山根據地的西部陸路交通線。由此，大批文化人士得以安全通過大帽山。
1942年1月13日，最先出發的茅盾一行人到達深圳白石龍村。彼時，白石龍村是寶安羊台山抗日革命根據地的中心，也是陸路營救路線上文化人落腳的第一站。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2號館還原了當時的部分場景。這是一座始建於1929年的天主教堂，曾是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的指揮部和辦事處所在地，曾被作為文化名人大營救的指揮機關和接待站，供他們下榻、休整。
很快，茅盾等人又被轉移到附近山林裏的草寮暫時安頓下來。這些草寮由遊擊隊和村民用山上的茅草、竹片、木材搭建而成。「大的草寮可以住二、三十個人，小一點的草寮可以住八九個人，大小根據地形和實際情況搭建。」
據朱赤介紹，考慮到安全問題，文化人士大多在此短暫居留，便很快轉移。遊擊隊先後在白石龍村附近及羊台山麓建立了羊髻山、大把窩、深坑、楊美、泥坑、蕉窩等草寮招待所，將文化人士分散安排居住，再視時機轉往內地大後方。
在這期間，鄒韜奮、茅盾對遊擊隊的油印《新生活報》很感興趣，建議將其改名為《東江民報》。鄒韜奮親筆題寫報名，還寫了一篇很有影響力的社論。茅盾為副刊題寫「民聲」，丁聰則畫了一批漫畫。據朱赤介紹，文化人士利用這段時間，為遊擊隊員和群眾授課、講文化、講政治、講國際形勢，幫助當地人民提高了抗敵鬥爭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覺悟。
而同時，村民們也自覺擔起了每天往山上送米送菜的任務。他們中就有一位「黃阿婆」，朱赤曾訪問過這位老人，「她説當時並不知道山上住的是什麼人，但心裏都清楚，這些人都是抗日的。所以分文不取，無怨無悔。」在這段特殊而艱難的時間，白石龍村軍民不畏艱險攜手抗敵，成功保護了一批文化名人，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
1942年1月14日，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在白石龍召開座談會，慶賀慰問鄒韜奮、茅盾等文化人士脫險歸來。鄒韜奮在會上感言：「我們這支文化遊擊隊，是在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的衛護下，由香港轉移陣地回來的，沒有人民的槍桿子，就沒有人民的筆桿子。你們拿槍桿子，我們拿筆桿子，今後一定要把筆桿子和槍桿子結合起來！」
虎口脫險 肝膽相照
此外，大營救的另一條路線澳門線則是乘船經長洲到澳門，再轉赴內地。本來大部分文化人士走西線，「但有一部分電影界、戲劇界人士，走陸路去東江遊擊區容易被敵人認出，只能坐船去澳門，然後再回內地。」
據朱赤介紹，愛國民主人士、國民黨元老何香凝及兒媳經普春、柳亞子及女兒柳無垢等則是乘船經坑口、西貢送到海豐。「他們的船原定計劃先去長洲，由於被日軍拆了發動機，出海後又沒有風，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糧水均已告罄，幸遇遊擊隊西貢海上巡邏隊，補充了淡水和食物，才到達糧船灣轉航海豐。」
1942年1月下旬開始，撤離到羊台山、白石龍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廣東抗日遊擊隊和地方黨組織的護送下，從羊台山越過廣九鐵路，經過田心、茶園秘密接待站，一站一站轉送到國民黨統治的惠州。
當時，國民黨六十五軍一八七師坐鎮惠州，他們接到上峰抓捕離港文化人士的任務，襲擊遊擊隊。在中共地下黨和秘密交通站的巧妙安排下，最終數百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惠州停留休息後，又乘船前往老隆。
老隆是廣東省龍川縣的重鎮，地處國統區大後方，為粵東水陸交通樞紐，商業繁盛，擔負着極其重要的接待和轉送任務。當時，連貫在老隆鎮的「福建會館」坐鎮，親自部署和組織文化人士的轉運工作。
蔣介石對鄒韜奮恨之入骨，重慶電令廣東各軍統站：「一經發現，就地懲辦。」鄒韜奮處境十分危險。在此情況下，鄒韜奮在惠州隱蔽了幾天后，在盧偉如和鄭展、連潔夫婦的護送下，從惠州碼頭上船逆水而上到老隆。連貫坐鎮，在中共東江後方特委書記梁威林的支持下，護送鄒韜奮到梅縣，在江頭村住了一段時間後，在胡一聲、鄭展等人的護送下，於1942年11月22日安全到達蘇北解放區。
作為最後一位成功獲救的文化人士，鄒韜奮的脫險，標誌着這場驚心動魄的文化名人大營救取得了全面勝利。
「毫不誇張地説，這次大營救是營救了中國的文脈。如果這些文化大家落到敵人手中，對於中國的文化事業將帶來沉重的打擊。」這些獲救的文化界精英、民主進步人士，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各個文化藝術領域的領導者和佼佼者：茅盾曾擔任新中國第一任文化部部長，並主編《人民文學》雜誌；夏衍曾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培養了大批電影人才；丁聰成為著名漫畫家；特偉後來創作出《小蝌蚪找媽媽》等膾炙人口的美術片作品，成為國産原創水墨動畫片的創始人……
朱赤表示，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與粵港人民的緊密合作功不可沒，他們挺進港九，建立聯絡站，開闢交通線，成功將他們營救到寶安白石龍等抗日根據地，並安全轉移至大後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建設和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堪稱載入史冊的光輝篇章！」
為什麼全面抗戰後，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廣州先後淪陷或失守， 都沒有相應的「突圍」或營救？曹二寶認為，秘密大營救在香港的成功實施，得益於中共領導人的直接指揮和部署，以及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三支隊伍：一支是廖承志的香港八辦及其領導的劉少文組織的秘密交通員；一支是尹林平領導的廣東抗日遊擊總隊；一支是張文彬等領導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這是中共在港澳長期深耕的碩果。「秘密大營救是中華民族反抗日軍侵略的一種獨特的手段、特殊的表現形式，是中國抗戰史上重要的、瑰麗的篇章。」
當時，鄒韜奮曾在離開羊台山根據地時激動地讚揚廣東抗日遊擊總隊：「我為民主與自由努力奮鬥了這麼多年，總是感到力量不夠。現在看到你們光亮的槍，看到你們親熱的臉龐，我是多麼興奮啊！同志們，希望你們緊握手中的槍，這是勝利的保證呀！」
而夏衍也曾發表言論稱：「這場大營救表明了中央對知識分子的關懷，大營救以生動的事實説明，共産黨和遊擊區軍民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中，捨生忘死地執行統戰政策的史實，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