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過關到深圳，香港青年小趙在求解自己的“人生之謎”——究竟內地的發展與過往在香港了解到的情況是否一樣，他決定自己去看一看。
“北上”的年輕人中，小趙並不是少數。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地城市究竟有什麼魅力讓香港青年踴躍而來？從香港第七屆立法會當選議員接受採訪時提及關鍵詞中可見一斑。
對於選委會界別當選議員容海恩來説，大灣區對香港青年意味着機遇；九龍西地區直選當選議員梁文廣提到的則是融入；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當選議員霍啟剛從《長津湖》中香港導演的角色談起，希望為香港的影視從業人員提供在粵港澳大灣區內交流學習的機會。
過去幾年，香港特區政府先後推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對南方報業記者表示，香港的未來在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已經成為共識，這些計劃的推出，意在鼓勵年輕人“擁抱國家，發現世界”。
近日，記者對話多名近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或創業的香港青年，過去幾年間，他們出於責任或探索精神離開了腳下方向確定的道路，逐漸以靈活的轉型在粵港兩地闖出一片天地，站穩腳跟之後，如今正計劃以大灣區的區位優勢鏈結全國。
放棄香港公務員職位
到廣東山區種茶
在大灣區第一峰肇慶懷集大稠頂上，香港青年余威循着節氣種茶。
秋季採摘過後，臨近年底，種茶行業進入“冬藏”，余威記錄着茶園裏的時節變化：今年“小雪”這天，山上的風大了很多，茶園準備翻土落肥，讓茶樹積存足夠的養分。“大雪”到時，城市裏陽光還暖，而山上已經降到10度以下……正是這種溫差令高山茶的滋味更悠長。
對於祖籍潮汕、香港成長、曾留學加拿大的他來説，到廣東的山區種茶，並非一條常規道路。
時鐘撥回到2014年，余威手握ICAC（香港廉政公署）的offer，“ICAC待遇好又穩定，我當時報考的動機就是要保障自己在香港的生活標準。”然而就在這時，在肇慶市懷集縣投資茶園的父親和叔伯找他談話，希望他能接手家族的茶葉産業。
“是選擇一份事業，還是一份工作？”面對父親的發問，余威想到，工作是按圖索驥的謀生手段，而事業則充滿更多未知和挑戰。
余家這份自1993年開啟的投資，二十年後為後輩提供了另一種充滿挑戰的可能。“在香港創業艱難不少，而回到內地工作，對長遠發展來説是好事。”余威表示，那時的自己沒有家庭的負擔，只要還有口飯吃，就一定能堅持。
擴大發展
科創企業落戶松山湖
同樣放棄優越工作的還有香港青年鄧文俊。2018年，在一家IT公司任高管的他提交了辭呈，隨即在香港創辦一家增強現實（AR）技術公司，公司在半年內迅速盈利100萬元港幣。
在香港荔枝角的辦公室裏，鄧文俊一點也不後悔當初的決定。“賺了一百萬之後呢，典型的青年人會做兩樣事情，一個是在香港買樓，第二個就是繼續擴大發展。”鄧文俊想選擇後者，但是“在香港創業的阻力好大，成本太高，空間太小，很容易被幾個大企業壟斷了市場。”
“我很想去內地城市闖一下，這在當時還是一個比較奇怪的抉擇。”鄧文俊對記者笑着説，因為在電視和朋友口中聽到過“大灣區青年創業”的字眼，他在搜索引擎敲下了這個新詞彙，東莞松山湖第一個彈了出來。
“我了解事情的態度就是要親身去體驗，所以開始了一段旅程。”鄧文俊説。
鄧文俊還記得坐上廣深港高鐵時的忐忑。但松山湖讓他眼前一亮，“就跟香港的科學園一樣現代化，綠化甚至更好，環境好舒適。”加分項還有，“相當於創業精神支柱”的華為，也把辦公室設在了松山湖。
選擇第一落點終歸要考量現實因素，鄧文俊向記者列舉他所看重的五個方面：成本、交通、居住、人才、競爭的飽和程度，以及當地的政策扶持。他認為，廣州、深圳和東莞都比較適合科創，但東莞的綜合成本和風險會更低一些。
相比香港，在東莞招聘程序員的人力成本近乎折半；120平方米的辦公室，在香港租金要3萬元，在東莞則不到1萬元。同樣的投入，在東莞創業的收益可以高5到6倍。因此，選擇在東莞研發，香港銷售，有利於競爭優勢最大化。此外，松山湖的科創環境很理想，聚集眾多海外和本土專才，可以構成公司員工的主要來源。
不久後，鄧文俊的公司就入駐了松山湖港澳青年創業基地，“這裏整體的優惠政策對初創企業來説挺優厚的。”具體來看，包括十萬到二十萬元的現金落地補貼，三年為期、大約能覆蓋七成費用的辦公室租用補貼，還有居住補貼，高學歷人才的獎金，用人方面的社保補貼，專利申請相關的便利，以及零散的交通津貼和稅收優惠，一時難以數清的各種減免，“這些政策都是面向港澳專才的，我感覺松山湖真的很有決心。”
柳暗花明
把店“鋪滿大灣區”
香港本土經濟受到“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的連番打擊之後，時刻感知着水溫的年輕人越來越多放眼更廣闊的區域。
2005年就到廣東汕頭澄海創業的謝蔚霖表示，他有很多朋友認真對比後，將部分重心轉移到了大灣區內地城市，有的純粹出於生存和發展的考慮，有的則是厭倦了香港社會近年來的紛爭。
港人初到內地發展免不了陌生感。2014年，謝蔚霖與朋友成立了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向香港青年傳遞有關內地的真實信息。彼時內地電商正值高速發展，香港很多大學生也對電商感興趣，項目讓參與者從熟悉內地的導師處得到了相應的幫助。
謝蔚霖也是導師之一，他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很多香港青年對內地真的很陌生，他們在廣州看到‘小蠻腰’時會覺得好驚訝，因為他們眼中的廣州還是香港電視劇《大鬧廣昌隆》裏那樣的。”
2020年，外銷的訂單量減少了25%，謝蔚霖開始着眼內銷來彌補，當年10月參加了面向國內市場的上海玩具展。這個轉向讓他在2021年柳暗花明地發現更大商機，今年連續在汕頭、揭陽、深圳、中山、成都開設真人CS店，未來還將進駐東莞、廣州。謝蔚霖期待，有朝一日他的店可以“鋪滿大灣區”。
親身感受
才能踏出堅實一步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提出便利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業創業、打造粵港澳青少年交流精品品牌的方針。香港特區政府於今年1月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已有數百名申請者成功入職。
今年3月，時任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大灣區就業是提供給香港年輕人更廣闊天地的窗口，年輕人應好好把握機遇”。
站在2021年底回望，鄧文俊説，如果當初沒去大灣區內地城市開設研發部門，只待在香港，他的公司很大幾率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公司的業務與零售業及展覽活動唇齒相依，有些香港客戶在遭遇現金流危機後推遲了付款，這種危機原本可能沿着鏈條傳導，“內地和香港的組合，令我能在人力成本不構成沉重負擔的基礎上繼續做開發，而且接觸到內地客戶，讓公司在香港社會動蕩和疫情造成的停頓之中能夠生還，甚至繼續拓展。”
過去一年，鄧文俊的辦公室又新增了員工，項目金額越來越大，香港和內地的員工在遠程溝通協作上不斷精進。“明年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在深圳南山再開一家公司，再由深圳鏈結全中國。”
如今，余威把家安在佛山，經常需要往返肇慶的茶店、茶園和茶廠，他認為自己是大灣區“一小時經濟圈”的受惠者。近年來他常被問到給香港年輕人的寄語，“一定要自己親身去感受”是他給出的答案，“針對想要了解的産業多看一看，究竟內地做到了什麼程度，再對比原來的認知，才能踏實地邁出這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