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8月26日電（記者季明、李亞彪）題：描繪大寫的“人”字 書寫發展的篇章——回眸新中國60年“人的全面發展”之路
人的全面發展，由石破天驚的經典理論，到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貫穿於共和國一個甲子的始終。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國共産黨人為之奮鬥的偉大目標。
歷史綿延，歲月流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人的全面發展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價值導向，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正在讓全體中國人更多地分享60年發展的成果。
新中國60年，最深刻的變化在於人
作家葉辛説，新中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物質資料的不斷積累和社會管理制度的不斷優化，帶來了人的主體性的空前增加，“可以説，今天的中國人擁有中華民族五千年以來作為人的最廣闊的權利外延。”
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也是一部真正體現人民民主精神的憲法——1.5億中國人參與了這部憲法的討論。
60年來，婚姻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安全生産法、勞動合同法、物權法……一系列保障人的全面發展的法律制度不斷制定和完善，中國人的生命權、人身自由權、人格尊嚴權、平等權、政治權利、宗教信仰自由權、勞動者權益以及經濟、社會、文化等其他權利，也因此獲得了更為全面而有效的保障。
2005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中國憲法。
在上海，來自福建省的譚麗君正在自己和朋友合租的40平方米小屋中，等待着成為“新上海人”的機會。
今年6月，上海市政府宣布“居住證轉戶籍”細則，提出持有《上海市居住證》滿7年的境內人員，可以申請排隊輪候上海市戶口。
“我覺得這是水到渠成的事。”3年前就拿到了《上海市居住證》的譚麗君説，“不過我爸爸卻常常感慨我們這一代人的運氣好。”
譚麗君的父親是當地一家醫院的業務骨幹，20年前上海一家三級甲等醫院專家在業務交流中看中了他的技術，力邀其加盟，由於原單位堅決不肯放檔案，“沒法落戶”，最後這一次“工作調動”不了了之。讓數代人印象深刻的“戶籍堅冰”，正在逐漸“解凍”。河北、遼寧、江蘇、山東、重慶、四川、雲南等10多個省市，已經開始了以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為主要內容的戶籍改革。
而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流動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進城落戶也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深圳市於去年開始實施居住證制度，持證者不僅子女可在本市接受義務教育，符合條件的還可納入社會保障體系。
60年中，圍繞着人的變化絕不僅僅是戶籍。“只要看看這些年來成為歷史的名詞，就可以看到中國人的發展軌跡。”社會學家於海教授説。在他看來，糧票、布票等票據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以及家庭成分、戶口等先天身份要素的逐漸淡化，伴隨着的是行政力量對公民權利干預的明顯減少以及公民自主選擇權的不斷提高。
人的全面發展，最根本是人的勞動能力的全面發展，即人的智力和體力的充分、統一的發展；同時，也包括人的才能、志趣等多方面的發展。
幹部“公推直選”、村居委“海選”、“差額票決”……自主選擇權的意識和實踐越來越多地進入中國人的生活。
文化的包容與極大豐富也讓人們印象深刻。以圖書出版為例，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給讀者留下深刻影響的書相當集中，種類也非常單調。現在，讓讀者發愁的是面對書架上琳瑯滿目的書籍而難以做出選擇。
市場化改革讓中國的百姓擁有越來越充分的文化消費主導權。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説，文化消費正成為個人的事情。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韓慶祥説，在社會層級結構的轉型中，自主性是推動人的解放的關鍵因素。中國人“利益解放”“能力解放”和“個性解放”的背後，有着從消極保守型向開拓創新型、人情關係型向契約法治型的巨大轉變。
新中國60年，最實在的成果惠於人
就在一周前，國務院對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做出部署，要求今年在全國10％的縣市先行試點，到2020年前基本實現全覆蓋。這意味着，至遲到2020年，中國將首次擁有覆蓋全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老有所終”、“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不再是古代先賢的空想。
溫家寶總理對此明確要求，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相結合的基礎養老金必須到位，地方政府對農民個人繳費的補助必須到位。在國家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寧可少上點項目、壓縮其他方面的開支，也要擠出錢來把這件大事辦好。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政治學教授劉昀獻説，在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全面發展的經典理論中，強調的是“每個人而不是少數人的發展”。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指引下，中國的主流價值觀正日益從“對物的追求轉向對人的關懷”，這一轉變的效果在廣大農村地區體現得尤為明顯。
對於少數與多數概念，許多地方領導幹部都有自己的理解。在人均ＧＤＰ已超過6000美元的浙江省，省長呂祖善常常在算自己的“細賬”。“浙江省許多人均指標都居全國領先水平，通常被人們稱作富裕省份，可這個‘富’是相對的，是初級階段的，絕不能因為一些平均數而忽略全省存在的貧困面。”呂祖善説，“浙江省還有100多個鄉鎮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這兩年來，浙江省大力實施“欠發達鄉鎮奔小康”、“山海協作”工程，幫助困難群眾挖“窮根”、挪“窮窩”，改善增收的外部條件。浙江省委提出全面建設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會，就是着眼於讓所有地區、所有階層、所有群眾共同得益，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事實上，講求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可持續性，講求全面改善民生的普惠性，不斷形成低收入群眾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正成為各級黨委政府的共識。
浙江省奉化市滕頭村，讓所有到訪者羨慕。這個村年人均收入已達2萬元。“許多人想不到，過去鄉親們曾窮得連肚子都吃不飽。有民謠這樣描述過我們村，‘田不平，路不平，畝産只有二百零，有囡不嫁滕頭村’。”滕頭村黨委書記傅企平説。
這位年齡長共和國一歲的農村幹部，親歷了滕頭村60年發展歷史。從科技興農、發展三産到舊村改造、優化生態，傅企平把自己人生的黃金時間同這些故事捆在一起。他把村服裝廠辦起來後，交給有經營天賦的年輕人，又幹起花木場場長；村裏辦家庭農場沒人敢承包，他第一個挑頭承包土地……
農村人口至今仍然佔據我國人口結構的主體，也因此成為各項惠民政策的主要“靶點”。近十年來，全面取消農業稅、實行農業直接補貼、免除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一項項普惠式的政策不斷出台，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同時，促進着社會公平正義。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説，更加關注人的公平發展，是人的全面發展對改革開放提出的基本需求。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改革既要消除城鄉二元的經濟結構，更要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着力推進新階段的城鄉統籌發展，解決現實城鄉居民發展的不公平問題。
在着力實現城鄉居民發展的公平之外，實現人人平等，是新中國在實踐“人的全面發展”道路上的又一重點。
1988年8月25日，浙江省溫州市的農民包鄭照一紙訴狀，將蒼南縣政府告上法庭，成為打破“民不與官鬥”傳統的“民告官第一人”。
最初收到包鄭照訴訟請求的蒼南縣法院和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開始並沒有受理此案。在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要求下，這起案件才得以在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
儘管那場官司以“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告終，但是當時以蒼南縣縣長身份站到被告席上的黃德余認為：“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是那場官司最大的意義。”一年之後的1989年，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行政訴訟法，“民告官”從此變得有法可依。
新中國60年間的後半段時期，從政治平反到人的全面發展，中國走出一條堅定穩健的人的解放之路。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認為，改革開放不僅將人從計劃經濟模式下主體性被禁錮的狀態下解放出來，還將人從原教旨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下主體性被金錢侵蝕的狀態下解放出來，同時力圖把人從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通過對人自身需求的高度關注，把人推向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新中國60年，最持久的動力源於人
人是社會的主體，人本身的發展既是社會活動的結果，也是衡量社會進步的尺度。
源於安徽小崗的“大包乾”，從1978年開始，僅僅依靠農民的自主選擇，5年內覆蓋了全國95％的農村地區。
在積極性和自主性得到空前激發的狀態下，中國人用自己的努力回答了“誰將養活中國”的疑問－－全國糧食總産量由1978年的6096億斤增長到2008年的10570億斤；人均糧食産量達到800斤左右，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千百年來不時為飢餓所困的中國人，終於告別了靠天吃飯的命運。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1822年説過：“中華帝國是一個神權政治專制國家……個人在精神上沒有個性。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産生。”
這段看似絕對的論述道出了舊中國的困頓。曾經創造出燦爛人類古代文明的東方偉大國度，竟然在100多年間被視為“停滯的帝國”，成為列強逐鹿的羸弱之邦。
一度面臨着“被開除球籍”危險的中國人，在新中國開始了自我拯救。1953年，新中國開始實施第一個國家建設的五年計劃。到1957年底，在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全面超額完成任務。如今，60年過去了，13億中國人又處在進入“十二五”的前夜。
中國人更徹底的變革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後。常修澤認為，30多年來中國人主體性的增強和自身的發展，表現為各個社會階層主體性的增強，最有代表性的有六大群體。
——農民群體。上世紀80年代的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使農戶開始成為獨立的經營主體；2003年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和2007年的物權法，以國家法律的形式承認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
——進城務工者群體。隨着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農業剩餘勞動力“離土又離鄉”的異地就業和“非戶籍性的遷移”明顯增加；農民工當選人大代表、農民工轉入城市戶口等案例，説明了進城務工者群體的主體性不斷增強。
——企業職工和管理者群體。隨着現代企業制度的創建和相應新型勞動關係的確立，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範圍逐步擴大。中國企業員工逐步有了對勞動崗位的自由選擇權和對勞動力價格的參與決定權，並由此帶來社會和政治方面更多的話語權。而職業經理人制度和企業管理者股權激勵制度的實行，也使企業管理者的主體性得到增強。
——具有開拓精神的科技創新者群體。許多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者，既是科學技術創新專家，又是企業開發經營者，還是人文學者或文化人，反映了改革中所重塑的一代新人自由的全面發展的新特點。
——個體經營者和私營企業主群體。由全面取消到恢復發展，這一群體主體性的釋放和增強，已成為中國改革和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2004年“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産不受侵犯”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進一步加強了對公民權益的保護。
——“鳥巢一代”（80後、90後）。這一群體所表現出的自信、熱情、坦率和開放，展現了中國人的精神風貌，代表着中國的希望。
復旦大學政治學教授林尚立説，中國共産黨提出的“以人為本”與“和諧社會”這兩個概念是緊密相連的。“堅持以人為本的着眼點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着眼點是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是同一歷史進程。”
林尚立認為，堅持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應當在三個方面做出努力：其一，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與歸宿，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協調社會關係，促進社會和諧；其二，從制度上、政策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具體包括平等尊重公民權利、使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幫助困難群眾等。其三，把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有機統一起來，實現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協調發展。
“天地之間，莫貴於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60前年的共和國百業待興、百事待舉；60年後的共和國千帆競發、萬象更新。
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一個更加燦爛的未來，正等待着越來越有活力的所有中國人去繼續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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