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也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獨立、主權降到不可能再低的程度，中國人受到了無比的欺凌和盤剝。
●在失敗和屈辱中，中國的先進分子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國家發展的方向。中國最終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這個選擇經過了嚴酷的歷史實踐的檢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實現了國家的空前統一，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確立了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新紀元。
今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紀念日。這是一個十分值得慶祝的日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事件，也是世界歷史上的偉大事件。這個偉大事件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也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
近代中國：列強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為了説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偉大歷史意義，我們首先回顧一下新中國成立以前的中國和世界。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僅封建社會就經歷了兩千多年。到公元1840年，英國發動侵華的鴉片戰爭，中國進入了近代。從1840年至1949年的109年，是中國社會變化空前劇烈的時期，是中國落後挨打並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期，是中國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不斷覺醒，為了國家獨立、民主和現代化而奮起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統治的時期，是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是舊中國走向新中國的關鍵時期。
1842年8月，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失敗，被迫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從此，中國被套上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枷鎖。那時候，西方資本主義正處於上升期，急於在世界各地尋找殖民地並開拓世界市場，促使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為此不惜發動戰爭，包括20世紀上半葉發動的兩次世界大戰。中國因為長期固守封建制度，特別是明末清初實行海禁政策，封閉了國人的眼界，鄭和下西洋那樣壯麗的情景不能再現。清初雖然出現過康乾盛世局面，但依然是在封建社會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上的發展，比起資本主義取得的生産力進步，中國在總體上是大大落後了。這就使中國在突然面對西方勢力來侵的時候，處在被動挨打的地位。世界上所有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國家紛至沓來，都想從中國身上瓜分一塊肥肉。尤其是甲午戰爭後，歐美列強看見東方剛剛崛起的小國日本打敗了中國，便認為中國這個東方巨人已經躺在“死亡之榻”上，瓜分這個巨人“遺産”的時機已經到來，便紛紛在中國搶佔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獲得各種政治、經濟利益。清朝朝廷名義上保持着獨立的地位，但中國實際上瀕臨被瓜分的境地。在近代中國歷史上，中國首都三次被外國武裝勢力佔領：第一次是在1860年10月，英法聯軍佔領北京，清朝朝廷“北狩”熱河，被迫簽訂下《北京條約》；壯麗無比、舉世無雙的皇家園林圓明園被侵略者毀之一炬。第二次是在1900年8月，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清朝朝廷倉皇逃亡西安，後來被迫簽訂《辛丑條約》；八國軍人分治中國京師，為了侮辱中國，他們在紫禁城舉行分列式，武裝通過皇宮。第三次是在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軍佔領中國首都南京，實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釀成歷史上極為少見的人間慘劇，中國被迫遷都重慶；此後，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踏遍了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大半個中國的領土。
近代資本—帝國主義迫使弱小國家簽訂不平等條約，是資本主義體系中最惡劣的國際關係準則。中國作為一個封建大國，面對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先進的生産關係和生産力，卻是一個落後的弱小國家。近代中國被迫同列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是導致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個不平等條約體系，內容涉及許多方面，後果十分嚴重：第一，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包括割讓領土、出讓領土管制權、租借地和租界、引水權、軍艦駐泊權、內河航行權、駐軍權等；第二，單方面開放通商口岸；第三，破壞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第四，破壞了中國司法主權的完整；第五，規定片面最惠國待遇，其他任何國家都可以沿用這種規定，從中國索取利益；第六，規定鴉片自由貿易；第七，規定自由傳教；第八，涉及大量對外賠款。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侵犯中國領土，破壞中國主權，屠殺中國軍民，掠奪中國財産，給中國造成極大的損害。在這些戰爭中，列強是加害的一方，中國是受害的一方，中國理應向他們索取賠償，但戰爭結果卻是列強迫使中國付出昂貴的賠償代價。對外賠款是近代中國的一項沉重負擔。除戰爭賠款以外，還有教案賠款等其他名目的賠款。粗略統計，清政府時期（1841—1911）實際賠款總額達到9.65億兩白銀，民國時期（1912—1949）為6000多萬元。賠款情況實際還要複雜許多。為了賠款，中國向西方銀行大量借款，付出大量利息、回扣以及其他權益。
在不平等條約體系下，中國的獨立、主權已經降到不可能再低的程度了！中國人受到了無比的欺凌和盤剝。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
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中國與周邊國家、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經歷了長久的年代。鴉片戰爭以前，以中國為中心，形成了東方式的國際關係體系。在這種體系下，中國不大關心西方世界的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殖民主義擴張，通過鴉片戰爭與中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西方式的國際關係體系以大炮為前鋒，把貿易和殖民體系迅速推向東方，使以道德和尊嚴相維繫的東方式國際關係體系很快敗下陣來。中國在屈辱、賠款、割讓土地和主權被侵蝕的惡劣國際關係環境中苦苦掙扎。到了20世紀初，即《辛丑條約》簽訂以後，無論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説，還是從國內歷史進程的角度説，中國國勢的沉淪都到了“谷底”。
在失敗和屈辱中，中國的先進分子在思考並且開始覺醒。一批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家對洋務運動頗多批評。他們批評洋務派只知“師夷長技”，徒襲西藝之皮毛，未得西藝之要領。於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光緒皇帝支持下，發動戊戌變法。百日之內，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學校教育諸方面的詔諭，像雪片一樣地飛來，看似轟轟烈烈、大有作為的樣子。但政變隨之而來，光緒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華北農民的反帝愛國行動也失敗在血泊中。這樣頑固的封建專制政府，豈能領導國家的改革和進步？
孫中山先生是20世紀初深刻揭示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傑出革命家。在艱難的探索中，他鮮明地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張，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獲得成功，摧毀了在中國沿襲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按照資産階級民主政治理念設計的新的國家形式。但是，辛亥革命後，國家政權為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所掌握，軍閥爭戰，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國家的獨立和民主、富強仍舊沒有希望。
五四時期，先進知識分子毅然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從思想、道德和文化方面對封建主義進行深刻批判，從而揭開了思想啟蒙的序幕。一些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産生懷疑，提出了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案。俄國十月革命對他們産生了重要影響，他們看到勞動者第一次成為國家的主人，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勝利”，“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 。這種主張影響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方向，也影響了五四運動的發展方向。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以及中國內憂外患的加劇，促使先進的知識分子聚集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1921年中國共産黨的成立並成為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正是適應了歷史的需要。
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共産黨幫助下，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並取得了打敗北洋軍閥的勝利。但此後蔣介石壟斷了國民革命的領導權，背叛國共合作，造成合作破裂、國共內戰的局面。1937年，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國共産黨與中國國民黨在空前的民族危機面前再次攜手，動員全國人民共同抗擊日本侵略，並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堅持國民黨獨裁統治，導致了國共合作的破裂。
在這個過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以及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反帝反封建的戰略和策略，提出了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正確方針，指明了中國必須先經過新民主主義、然後進入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和思想基礎。
新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五四運動以後特別是國共合作以後，是把資本主義作為國家發展的方向，還是把社會主義作為國家發展的方向，是許多人特別是知識界都在思考的問題，也是關注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政黨嚴肅思考的問題。在各種救國方案中，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影響最大。這兩種思潮或者主義的傳播和實施，都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在近代中國，哪種政治勢力能夠領導人民贏得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哪種政治勢力就可以取得引導中國走何種道路的主導權。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在20世紀初的國際國內情勢下提出來的政治思想主張，是中國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這種主張或者綱領，在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經過孫中山的重新闡述，反映了當時國共合作反對北洋軍閥的要求。反映孫中山社會改造思想的是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思想。1925年初孫中山先生去世後，隨着中國國民黨的分裂，三民主義被國民黨內不同政治主張的野心家所篡改。篡改後的“三民主義”違背了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學説，反對並屠殺共産黨，主張鎮壓工農運動。國民黨、蔣介石背離人民大眾的利益，違背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方向，終於在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大決戰中徹底敗北。三民主義不能救中國，就在這樣的大決戰中被證實了。
能夠救中國的只能是新民主主義理論。毛澤東同志指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 “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民主主義社會是過渡性的社會，它的前途必定是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説，新民主主義理論明確規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這個選擇經過了嚴酷的歷史實踐的檢驗。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各階段經驗教訓的總積累，標誌着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最後勝利。這是100多年來中國歷史的一個具有偉大意義的里程碑，也是中華五千年歷史中一個偉大的里程碑。它結束了鴉片戰爭以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中止了中國可能走向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發展趨勢，結束了極少數壓迫者、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國家四分五裂、征戰不已和人民生活貧困、生靈涂炭的局面。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一個獨立、統一、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屹立於世界。
開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新紀元
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國家的空前統一，這在舊中國是不可想象的。
1949年10月，在中華大地上誕生了一個空前統一的人民共和國。
中國的地理版圖在清朝中葉基本上確定了。經過鴉片戰爭以後多次因戰爭失敗對外割讓土地，大體上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的國土面積。新中國在這個版圖上形成了省、民族自治區、直轄市這樣一種行政體制。省區市以上是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這樣的行政體制，大大加強和提高了國家的統一性和行政效率。1949年以前的近代中國是一個分散而虛弱的國家。分散被人稱為“一盤散沙”，虛弱的另一稱呼是“東亞病夫”。從晚清到民國，國家的行政體制始終未能一致，指臂不靈，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始終不能有效地號令全國。新疆在1884年建省，台灣在1885年建省，東北三省在1907年才建省，內蒙古的綏遠、察哈爾等地以及寧夏、青海等地很晚才建省，西藏還分前藏、後藏，以地方之名稱呼。邊遠地區不少地方還是土司掌管，改土歸流遠未完成。有些地方甚至實行奴隸制度，康藏地區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從湘軍、淮軍到北洋六軍，各佔地盤，完全沒有大局觀念。地方諸侯，各擁武裝。國民黨政府時期，桂系、滇系、川係、晉係、西北五馬等等，各掌門戶，分裂分散，征戰不已，生靈涂炭。國民黨政府何時真正統一過全國？新中國一改舊觀，全國行政區劃歸於統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間的關係逐漸走向和諧。穩定物價，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消滅土匪黑道，清理整治妓女，社會秩序迅速歸於平靜，人民生活在安定祥和之中。這不僅是近代中國不曾有的，也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不曾真正出現過的。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依照國際法和國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享有主權是無可爭議的。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是一種帝國主義霸權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權目前尚未達到台灣，是1949年國內戰爭的遺留問題。從理論上講，內戰尚未結束。內戰一旦結束，治權問題應該得到合理解決。這也就是今天海峽兩岸關係中的本質問題。我們今天要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辦法解決台灣問題，不是解決主權問題，而是解決治權問題。
1997年7月1日香港從英國管轄下回歸祖國懷抱，1999年12月20日澳門從葡萄牙管轄下回歸祖國懷抱，洗去了近代以來不平等條約加諸中國的最後的恥辱。金甌完璧，領土主權的完整實現了。這在舊中國是不能解決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長遠意義。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原有的經濟結構被打破，中國社會在地主制和農民小生産經濟的汪洋大海中産生了資本主義經濟。在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是那時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形式。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官僚統治的嚴重制約，得不到順利發展。帝國主義還控制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壟斷了中國的金融。1928年，外商壟斷組織的貿易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90%，外商在中國的航運噸位達到全國的77.7%。在工礦業中，1926年外國人在中國煤礦業的投資額佔中外投資總額的72%。1937年後，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其它帝國主義國家紛紛撤出。日本為了“以戰養戰”，在華投資額驟增，加緊了對中國各行業的控制和掠奪。總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阻礙了中國的社會進步。
官僚資本是指國民黨統治時期，利用政治特權積累的巨大財富。官僚資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下特有的經濟成分，它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勾結封建勢力，依靠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排擠民族資本，操縱國家經濟命脈，構成獨裁統治的經濟基礎。官僚資本控制了全國銀行總數的70%、産業資本的80%，控制了全部鐵路、公路和航空運輸。
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是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實施沒收官僚資本為人民的國家所有，1949年年底基本完成。對於在華的1300多家外國資本企業，沒有採取直接沒收的政策，而是首先廢除了外國資本企業依據不平等條約所享有的經濟特權，然後通過監督和管制、收購、徵購等辦法，妥善處理外國在華企業。到1952年底，基本上清理了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勢力。新中國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強大的國營經濟。國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它形成了人民共和國的物質基礎，成為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為了發展經濟，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産，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
完成土地改革，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一項重大社會改革成就。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指出：“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産力，發展農業生産，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不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實行“耕者有其田”，民主革命的任務就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下一步任務——實現社會主義也難以完成。到1952年底，全國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這是民主革命取得最後勝利的重要標誌。由於土地改革的完成，農民成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支持力量，也為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作了很好的鋪墊。
新中國的成立，開創了中國現代化的新契機。我們看到，從1840年到1949年，中國的現代化屢遭挫折失敗、屢次失去發展機遇。現代工業只是星星點點地分布在若干城市，工業産值只佔國民經濟總産值很小的比例，中國仍然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中國真正走上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並且改變中國傳統農業國家的地位，是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的現代化是在1949年以後大規模開啟的。1978年以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了。
新中國的成立，確立了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使中國邁入長治久安的歷史時期，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了可靠政治保證。
在近代中國，政治制度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清朝末年，在國內外情勢的逼迫下，清廷曾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最終形成了試行君主立憲制度的基本想法。但在慈禧太后專制下，除了增加幾個部以外，不准動搖封建制度的根基。慈禧和光緒死後，清朝産生了皇族內閣，內閣成員多由皇族成員充任。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封建專制的政治制度，希望走上資産階級民主共和政治道路。但是，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被袁世凱攫取。民國初年，在民國的招牌下，也曾試行政黨政治、議會制，但最後都失敗了。從此，老百姓對政黨政治、議會道路完全失望了。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建立後，最後實際上維持了“訓政”，維持了蔣介石的獨裁統治。
中國共産黨一向追求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反對法西斯專政的政治制度，在江西蘇區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民主制度，在陜甘寧邊區實行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開始摸索能夠體現絕大多數人民意願的民主制度。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轉變為無産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應該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爭期間就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在無産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在這種國體下的政權構成形式，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政府。1945年4月，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全面勝利、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時刻，中國共産黨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同志在為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闡述了中國共産黨的建國主張。他指出：“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至於政權組織，則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託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表明，參加政協會議的各革命階級和黨派接受了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建國方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説的“國體”。至於政體即政權機關，《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具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會議的決議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意志。1954年，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了中央政府即國務院，任命了國務院組成人員，依法完成了《共同綱領》提出的政權機關的組成。1954年憲法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的基礎。這部憲法在1978年後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多次討論修訂，但這個政治制度的基礎被反覆申明和強調。國家的權力運行模式經過多次改革並且至今還在改革中，但是最基本、最核心的東西並未動搖。在舊中國毫無政治地位的廣大工農大眾第一次成為了國家的主人，他們的代表加入了各級政權機關，也成為各級人民代表構成中的主要成分。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中，人民第一次成為國家的主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新中國的國家權力構成和政權組成模式，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能反映民意的模式、最民主的模式、最能集中絕大多數人民意志的模式。這個模式，無論在封建社會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都是不可能出現的。從此，中國的歷史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
新中國的成立，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主權少到不能再少，根本談不上國際地位。抗日戰爭取得勝利，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戰後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是，那時的中國還是在帝國主義的東方鏈條上，美帝國主義還在通過條約控制着中國，還在直接干涉中國內政，支持國民黨打內戰。中國仍然是一個沒有實力支撐的弱國，不但在戰後處理歐洲問題時沒有發言權，甚至內政問題還被提到聯合國的會議上加以討論。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就是擺脫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衝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大大改變了世界的政治地圖，鼓舞並支持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
新中國有明確的外交政策：“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收回駐軍權和內河航行權。這一外交政策，清楚地體現了一個負責任的獨立的主權國家的本質特點。只要同意上述外交政策，按照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原則，新中國可以與任何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對於與資本主義各國建立外交關係，要求“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 。這就叫做“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在這個原則之下，到1950年10月，就有25個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17個國家與新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通過有步驟地徹底清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包括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控制權，中國人、中國這個國家就在世界面前站起來了，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的國際地位就確定了。這是整個中國近代史上所有志士仁人所夢寐以求的，“是一百多年來舊中國的政府所沒有做到的”。
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還表現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戰爭。美國是超級大國，率領部分國家組成“聯合國軍”侵略朝鮮，戰火燃燒到鴨綠江邊，威脅中國的安全。為了保家衛國，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與朝鮮人民軍一起堅決抵抗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侵略。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百廢待舉，百業待興，經濟十分落後，仍然不在強權面前低頭，終於把美國逼到談判桌前。一個落後的國家與世界強權國家相抗衡，全世界都另眼相看。這在近代舊中國是絕對做不到的。
新中國的成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對國際局勢和世界人民鬥爭的發展具有深刻的久遠的影響” 。新中國剛一成立，就通知聯合國秘書長，不承認國民黨政府派駐聯合國的外交代表，並且出席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提出中國的主張，發出獨立主權國家的聲音。此後，中國在國際社會一貫強調獨立自主和平外交，強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強調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反對帝國主義霸權政治，主張多極政治，主張發達國家要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主張對話反對戰爭，等等。這些都充分展示了新中國的國際關係理念，對構建和諧國際關係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60年的發展特別是最近30多年的發展，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事業取得巨大進步。當然，我們不能驕傲。毛澤東同志在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説：“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在60年之後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偉大歷史意義，回顧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同志當年的預言，是何等親切、何等振奮！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偉大歷史意義的時候，我們更加體會到這段話的深刻含義和巨大分量！
（中國史學會執筆：張海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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