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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塔山的見證——探尋中國共産黨的延安歲月

2021年05月07日 17:10:57 來源: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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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年,只是歲月長河中的一瞬。

  13年,卻書寫光照千秋的詩篇。

  從1935年10月落腳陜北時,中央紅軍僅剩7000餘人,到1948年3月黨中央離開時,人民軍隊兵力已達280萬,解放全中國勝利在望。

  百煉成鋼,終成脊梁。滄海橫流,砥柱巍然。

  奧秘究竟何在?

  在革命聖地延安,我們從黃土高原的山梁溝峁間,從流淌過歲月的舊址文物間,從革命老區的幹部群眾間,尋找到歷史的答案。

  旗幟高擎 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路

  清晨的陽光,灑照在寶塔山上。於山頂眺望,一條條大道伸向遠方,平坦開闊,車流不息。

  “抗戰期間,通往延安之路荊棘密布,但這裏是愛國志士心中的聖地。”講解員秦瑩深情講述。

  “打斷骨頭連着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在彼時奔赴延安的4萬名青年知識分子中,有人如此寫道。

  這是許多人心頭的思索:“延安偏居一隅,何以成為時代的‘燈塔’?”

  歷史的長卷,曾這樣作答——

  黨中央到達陜北時,中華民族正處於危亡關頭。

  一道道嚴峻考題,擺在年輕的中國共産黨人面前。

  “對共産國際神聖化、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在當時的延安還很有市場。對這些問題,黨內思想一度很不統一。”延安革命紀念館原館長張建儒説,所有考驗都可歸結為——中國共産黨究竟要走一條怎樣的道路?

  瓦窯堡的窯洞裏,鳳凰山的油燈下,延安整風的會場內……一次次討論熱烈展開,一場場求索艱難進行。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召開黨的七大實現全黨空前團結統一……答案日趨明晰,迷霧漸漸散盡。

  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副教授王志説,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人順應潮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高舉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大旗,實現了全黨的空前團結。“高擎旗幟,找對道路,便有了天下人心歸延安。”

  時代的奮進,仍在繼續作答——

  人間四月天,楊家嶺迎來又一個清晨。七大禮堂中央,“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12個大字歷久彌新,熠熠生輝。

  毛澤東同志舊居內,來自四川甘孜的藏族老黨員澤巴,真摯地捧出哈達。

  不遠處,“小小講解員”周丹妮打理着胸前的紅領巾,講述聖地今昔。

  “我是農奴的兒子,黨讓我們翻身做了主人。我一輩子想來延安,終於如願。”74歲的老人喃喃自語。

  “2019年5月,延安的貧困縣全部摘帽。幾代人的夢想,一朝夢圓。”13歲的少年神情肅然。

  一老一少,撫今追昔。

  “七大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指引全黨將紅旗插上天安門。今天我們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前進,一脈相承中有着歷史的鐵律。”延安大學教授高尚斌説,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黨不斷走向成熟。

  人民至上 匯聚萬眾一心的磅礡偉力

  安塞區高橋鎮洛平川村,張思德烈士的雕像前,多了幾束游客送上的鮮花。

  1944年9月5日,29歲的張思德在這裏燒炭時犧牲。3天后,在他的追悼會上,毛澤東發表了《為人民服務》的著名演講。1945年召開的七大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被概括為黨的根本宗旨,寫入報告和黨章。

  “張思德用年輕的生命踐行了初心與赤誠,他是共産黨人精神的縮影。”中國延安幹部學院教授王東倉説。

  57歲的高橋鎮南溝村村支書張潤生,是聽着張思德的故事長大的。

  2013年,延安遭遇百年一遇強降雨,老家的窯洞塌了一片。“咱是張思德犧牲地的人,不能讓先人寒心!”35歲就出門闖蕩的他,心一橫回了鄉。

  興建農業園區、發展鄉村旅遊、推行“三變”改革……為了讓群眾搬離危房,這個村民口中的“灰漢”發了火、流了淚。短短幾年,貧困村變身3A級景區,一到周末,車多得停不下。

  陜北方言裏,“灰漢”的意思是倔漢,認定的事九頭牛都拉不回。

  曾憧憬着走遍大好河山的他,現在天天圍着村民轉。“游遍世界,不如游歷群眾的內心。”張潤生説。

  民心有多大?民心裏裝着興衰。

  春雨一夜,延安中學內的一排窯洞更顯寂靜。這是抗戰期間美軍觀察組的駐地。1944年至1945年,觀察組政治顧問謝偉思在實地考察後,如此評價延安:

  民眾官兵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樸素,男女平等。整個地區如一校園,青春活潑,民主模範,“與重慶相比是另一世界”。

  “軍民本是一家人,根根葉葉心連心;人説母子親又親,這比母子要親十分。”

  當年邊區群眾秧歌隊的一首《花鼓詞》,將魚水情深描繪得淋漓盡致。

  延安棗園,延園新居。

  86歲的白志福悠閒地泡上熱茶。4年前,他告別待了一輩子的侯家溝搬到這裏。三室兩廳的新房住着舒適,果園交給合作社打理。

  在侯家溝,有段往事家喻戶曉。

  1944年冬天,毛澤東聽説侯家溝的婦女不生孩子,就找來延安市委書記張漢武要求查驗村裏的水質。“群眾疾苦不是小事!”在他的指示下,井水經過處理,村裏又傳來新生兒的啼哭。

  70多年後,侯家溝整村搬進社區,衞生院、便民所近在咫尺。白志福每月有數百元養老金和高齡補貼拿,村裏90歲的人不少,百歲老人也不稀奇。

  “延安當年是‘只見公僕不見官’,和國統區‘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對比鮮明。心裏始終裝着百姓,黨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才有了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才有了今天戰勝種種風險挑戰。”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譚虎娃説。

  艱苦奮鬥 戰勝前進路上一切艱難險阻

  南泥灣大生産展覽館,講解員李茜總會提及這組數字——

  1941年,南泥灣開荒種植1.12萬畝,蔬菜完全自給;到1944年底,種植面積達26萬畝,産糧3.7萬石,實現“耕二余一”甚至“耕一余一”。

  數字背後,是千磨萬擊還堅勁的高昂士氣,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偉大奇蹟!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重兵進攻我千里河防,國民黨頑固派構築5道封鎖線,對陜甘寧邊區進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加上連年災害侵襲,邊區遭遇極度困難。

  “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毛澤東曾説道。

  在1939年2月召開的生産動員大會上,毛澤東尖銳發問:“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

  轟轟烈烈的大生産運動就此展開。

  1941年春,北風凜冽,三五九旅的戰士高唱“一把镢頭一支槍,生産自給保衛黨中央”的戰歌,浩浩蕩蕩挺進南泥灣。

  沒有房子住,用樹枝搭草棚;沒有鞋穿,動手編織草鞋;沒有工具,就找廢鐵自己造……從黎明到黑夜,從河溝到荒山,戰士們奏響了生産自救的凱歌。

  “無論是落腳延安時克服內憂外患,還是大生産運動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在困難面前不低頭,是我們黨發展壯大的不竭動力。”延安幹部培訓學院副院長楊曉紅説。

  百草復綠,又是一年春光。南泥灣人正接力奮鬥:紅色旅遊、觀光農業、創業基地……“陜北好江南”駛入發展快車道。南泥灣管委會主任李鑒君説,艱苦奮鬥的精氣神,從未遠離這片土地。

  這股精神,涌動在邊區群眾的血脈裏。

  大生産運動中,楊步浩、趙佔魁、郝樹才……一批批勞動模範脫穎而出。

  這股韌勁,書寫在老區人民的拼搏裏。

  告別絕對貧困後,延安聚焦綠色發展,蘋果産業更新升級,文化旅遊深度融合,新經濟加速崛起……一幅五彩斑斕的高質量發展圖景,正在山峁間鋪展。

  這股氣力,賡續在薪火相傳的奮進裏。

  2月25日,在人民大會堂獲頒“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的當晚,安塞區化子坪鎮黨委書記野根利一宿無眠。夜幕四合,這位在延安農村最早成功探索“飛地經濟”的基層幹部,給兒子寫下家書。

  信的結尾——

  無奮鬥,不青春!

  (新華社 孫波 陳晨 張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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