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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03-08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香港代表團討論時的發言
(2013年3月8日)
張曉明

 

  我是第一次參加香港代表團的討論。能夠與大家一起共商國是,兼談港事,建言獻策,我感到受益匪淺。

  這次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港澳部分的表述雖然篇幅不長,但言簡意賅。在回顧和總結過去五年政府工作的部分,還充分肯定“香港同內地交流合作提高到新水平”。昨天上午,張德江副總理在參加我們香港代表團座談時,談的一個重點也是加強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好幾位代表也就這個話題提出了一些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受德江副總理和大家的 啟發,我今天的發言也想着重就順應國家和香港共同發展大勢、推進香港與內地經濟交流合作的問題,談三點看法。

  一、推進與內地交流合作,是香港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經濟環境中謀求穩定發展的必然選擇

  背靠祖國是香港發展的最大區位優勢。正如德江同志昨天講話中指出的,他當年首倡“泛珠9+2合作”,就是從考慮香港發展的腹地問題引發的。香港經濟要保持可持續發展,必須依託內地,加強與內地的經濟交流合作。珠三角是第一腹地,但還不夠,要向整個廣東、“泛珠”地區以及內地其他地區拓展。

  從香港經濟發展史來看,過往的幾次成功轉型,都與內地因素密不可分。上個世紀80年代初,香港企業面對貿易保護主義高漲、東南亞其他經濟體競爭加劇和內部成本上升等多重壓力,抓住內地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將加工製造業陸續向廣東珠三角地區大規模遷移,並與廣東形成了“前店後廠”的分工格局。同時,香港還幫助內地引進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並發展成為重要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成功實現了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轉型。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兩地交流合作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時期。香港依託和利用內地廣闊的市場腹地和豐富的要素資源,繼續從國家的快速發展中獲得巨大發展機遇和不竭發展動力。香港回歸以來,先後遭遇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和國際金融危機等衝擊,可以説經濟上歷經驚濤駭浪,而最終都能化險為夷,這當中香港同胞勇於拼搏、特區政府應對得當等因素無疑是重要內因,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的強大支撐和有力支持。比如,香港之所以能繼續保持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是因為內地通過香港進出口的貿易量很大。目前,內地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香港對內地的貿易依存度已經超過美國、日本和歐盟的總和。香港之所以能繼續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得益於股票證券市場,而內地上市公司數量已佔港交所上市公司總數的4成以上,總市值佔5成以上,成交額佔6成以上。內地也是香港最大的直接投資來源地。香港作為航運中心的地位能得以保持,也與內地密切相關。另一方面,香港也是內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境外融資中心、轉口貿易平台和第五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香港與內地的發展已形成相互促進、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當前世界經濟格局面臨深刻調整,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還在不斷顯現。美國、歐洲和日本作為過去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個“火車頭”,經濟持續低迷不振。為了刺激經濟增長,一些發達國家和經濟體維持或實施貨幣量化寬鬆和貿易保護政策,增加了國際經濟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引領全球經濟增長新的“火車頭”。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也得到了充分證明。去年中國國內生産總值比上年增長7.8%,相比2011年雖有所回落,但仍明顯快於世界其他主要國家和地區,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已超過美國居全球第一。國內外很多學者和研究機構都認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正在由西方國家向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轉移,中國已成為帶動本地區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香港經濟體量小,又高度自由開放,要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提高抗風險能力,保持持續穩定發展,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加強與內地的經濟聯繫和合作,在繼續保持國際經貿聯繫廣泛的優勢和國際性城市特色的同時,多從內地獲得發展的機遇、空間和動力。在世界經濟波濤洶湧的汪洋大海上,香港這葉小舟也只有與國家這艘巨輪維繫在一起,才能乘風破浪,平穩行駛。

  二、推進與內地交流合作,是香港把握國家發展的巨大機遇實現自身更大發展的現實需要

  當前,內地正在進行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為主攻方向的經濟社會轉型。這是香港發展新的歷史機遇。例如,“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服務業增加值比重要從2010年的43%提高到2015年的47%,這意味着內地服務業規模將從17萬億元升至26萬億元,9萬億元的增幅相當於去年香港本地生産總值的5倍以上。“十二五”規劃綱要還提出,內地城鎮化率將從2010年的47.5%提高到2015年的51.5%,意味着超過5000萬的人口將從農村轉移到城鎮,按2010年每個市民比農民消費多11445元的數據計算,這5000萬人每年就會帶來超過5000億的消費需求,而相應增加的投資需求會更多。接下來的問題是,香港能不能把握住國家發展的巨大機遇實現自身更大發展呢?從客觀條件分析,答案是肯定的。我這裏只點兩個方面:

  一是中央業已出台的政策支持體系和業已形成的有關工作機制,為推進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貨物貿易方面,目前內地對原産於香港的産品徵收零關稅的品種達到14大類1633種,已基本涵蓋所有的港産品。服務貿易方面,內地對港已開放48個服務貿易領域,優惠措施累計338項,按照世貿組織服務貿易標準,內地對香港服務貿易開放的部門已達149個,佔其160個類別的93.1%;廣東服務業對香港開放的先行先試政策累計達64項。旅遊方面,內地“個人游”開放政策覆蓋的城市已達49個,人口超過2億。去年內地訪港游客近3500萬人次。金融方面,香港與內地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中央政府鼓勵內地企業在港上市融資,允許香港銀行開辦個人人民幣業務,開放人民幣國債、金融債、企業債在香港發行,允許香港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允許個人和企業通過香港的銀行進行人民幣轉賬和支付,建立離岸人民幣回流機制等,從而奠定了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先發優勢。貿易投資便利化方面,根據CEPA及其9個補充協議,內地與香港確定在通關便利化、商品檢驗檢疫、食品安全及質量標準、中小企業合作、産業合作、電子商務、貿易投資促進、法律法規透明度、知識産權保護、教育合作和品牌合作等10個領域加強合作。區域合作方面,批准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南沙新區發展規劃》,支持廣東省與特區政府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明確了粵港合作的重點領域,出台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促進粵港兩地共同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和世界先進製造業、先進服務業基地。前年李克強副總理訪港宣布的“36條”、去年胡錦濤主席出席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活動時宣布的中央支持香港的6大方面39項政策措施,進一步把兩地合作的政策推向深入。

  為貫徹落實上述政策措施,中央政府推動建立了多種多樣的合作機制,包括粵港、滬港、京港等綜合性的區域合作機制,圍繞CEPA實施、人員往來、貨物流通、金融監管、衞生及環保、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等具體工作範疇建立的合作、協調或通報機制等。這些機制,在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深化兩地經濟交流與合作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例如,商務部負責人與特區政府財政司長牽頭成立了CEPA聯合指導委員會,並在其轄下成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投資便利化等專門工作組,負責解釋CEPA的規定,監督CEPA的執行,解決CEPA執行過程中的爭議,擬定CEPA內容的補充及修訂,處理與CEPA實施有關的其他事宜。兩地出入境管理部門、旅遊監管部門成立了旅遊監管合作機制,共同處置突發事件,規範旅遊市場秩序,打擊不法行為。兩地海關和檢驗檢疫等部門建立了合作互助機制,促進信息共享,打擊走私及水貨客等不法行為,維護通關順暢,確保內地供港物資安全衞生。兩地金融監管部門建立了合作互助機制,加強信息溝通和執法互助,共同維護兩地金融市場秩序。兩地政府成立了跨境基礎設施協調機制,在推動深港口岸改擴建,珠三角地區機場、港口合作以及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等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二是正如德江副總理昨天所講的,儘管隨着內地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內地特別是沿海地區與香港的經濟發展差距有所縮小,但是香港長期以來所形成的信息、資金、技術、管理、專業服務、國際網絡和法治環境等優勢,仍然是內地任何一個地區都無法比擬的。所以,香港在國家發展中仍然具有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包括國家招商引資和吸收借鑒國際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的主要窗口作用,國家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要橋梁作用,內地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助推作用,內地經濟體制改革創新的重要借鑒作用,等等。

  我相信,有這樣的客觀條件作為基礎,只要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在加強與內地交流合作方面認識一致,務實有為,充分發揮國家政策支持體系和兩地合作機制的作用,就一定能把握住國家發展的巨大機遇,創造新的輝煌。

  三、推進香港與內地經濟交流合作,需要更宏大的戰略眼光、更務實的態度、更善於創新的勇氣和更寬廣的胸懷

  香港與內地推進經濟交流合作是大勢所趨,利國利港。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必然性。也有人説,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合作為內地和香港都帶來了實惠,香港所獲得的實惠更大。繼續順利推進兩地合作,需要雙方共同努力。我想從香港的角度提幾點建議,供大家參考。

  1.要登高望遠,有更宏大的戰略眼光。今天的香港不比從前,不再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香港發展的內外環境也已發生較大的變化,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有識之士在謀劃香港的長遠發展戰略時,不僅要立足於香港本地實際,分析香港的各種有利和不利條件,而且要放眼全球,準確判斷國際經濟格局的新變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等大趨勢,從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和分工調整等方面找到發展方向。更重要的是,要自覺地把香港的發展戰略與國家的總體發展戰略銜接好,把香港的發展前景與國家的發展需要結合好,從而確定香港的産業發展戰略,找準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方向和重點。

  2.要積極作為,有更務實的態度。這些年來,國家幾乎每年都會推出一些新的政策。由於兩地發展水平、法律制度、政府管理方式等不同,一些政策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地,一些合作領域還未全面拓展。下一步,關鍵是要加強交流、溝通和對接,消除障礙,務實推進合作。特區政府和有關業界在取態上可以更加積極,放低身段,主動登門拜訪,推動內地有關部門和地方確定和實施有關政策措施。

  3.要解放思想,有更善於創新的勇氣。從改革開放之初霍英東先生在廣州投資建設白天鵝賓館,引領港資進入內地,到後來中央政府推出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中心,可以説,兩地經濟交流合作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創新的過程。現在,許多港人很關注深圳前海的開發。前海的開發模式就包含了許多創新元素,並為香港與內地合作創新提供了空間。國務院在對前海規劃的批復中,把前海的定位及其與香港的關係描述得很清楚:“要充分發揮香港國際經濟中心的優勢和作用,利用前海粵港合作平台,推進與香港的緊密合作和融合發展,逐步把前海建設成為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範區,在全面推進香港與內地服務業合作中發揮先導作用。”有關支持前海開發開放的特殊政策也對香港有利。如金融方面,允許前海探索拓寬境外人民幣資金回流渠道,構建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香港要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需要完善人民幣回流機制,現在香港的幾千億人民幣資金在前海有了新的回流渠道,前海的資金也能通過多種渠道投資香港,這將對香港金融業發展帶來巨大助力。其他政策,如探索香港仲裁機構在前海設立分支機構、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前海設立獨資醫院等,也為香港有關專業服務向內地延伸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所以,未來前海既是香港服務業向內地拓展的孵化器,又是國家發揮香港優勢提升服務業水平的試驗田。我注意到,黃友嘉代表昨天的發言中已就此提出了幾個建議,包括:開拓更多跨境人民幣流通渠道,在配合前海重點發展金融業的同時,鞏固香港作為主要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地位;適當降低香港金融企業在前海設立機構和開展金融業務的准入條件;允許在前海投資設立的內地企業遇到商業糾紛時,採用香港法律作為適用法律處理,並以香港作為仲裁的首選地點;盡量放寬取得香港執業資格的各類專業人士直接在前海提供專業服務等。我覺得大家集思廣益,就能夠為推動香港與內地合作不斷創新發展作出貢獻。

  4.要理性包容,有更寬廣的胸懷。香港與內地民眾在共享兩地交流合作成果的同時,也偶爾出現一些矛盾和摩擦。內地大量居民到香港置業、購物、旅遊、就醫、就學和就業,既使香港在許多方面受惠,也成為香港房價、地價和租金近年來飆升的原因之一。大批內地孕婦到港分娩導致醫院床位不足。一些日用品出現價格上漲和短缺的情況對香港居民生活造成影響。近期“奶粉限購”問題引起爭議。對這些問題,一要正視,以務實、有效的辦法加以應對和處理,避免矛盾和事態擴大化;二要客觀分析、正確看待,不誇大,不以偏概全,更不能因噎廢食。從香港方面來説,在處理有關問題時,有時也需要換位思考,顧及內地同胞的感受,避免傷感情。應當看到,香港與內地在各方面交流合作的主流是好的,在日益密切交往過程中偶發一些問題也是難免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完善有關制度和做法,就能減少誤解,化解矛盾,已發生的問題都能得到妥善解決。劉兆佳委員日前撰文建議中央和特區政府設立專門的聯合機制,密切監視兩地經濟合作所引發的問題,迅速採取辦法作出應對,並建議內地出台有關政策措施時注意香港社會在主觀上和客觀上的承受能力,尤其是對普羅大眾的就業、就學、營商和生活的影響,讓更多港人從兩地合作中得到好處。這些建議都言之有理。實際上,特區政府與中央有關部門之間也已建立了一些工作機制,但有關前瞻性的研究預測工作還需要加強,溝通協調工作也需要進一步完善。

  以上四點建議,是我個人的一些思考。之所以用了“更”字修飾,是表示絕無對現狀或現行做法有任何批評責怪之意,只是為了附和一句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並在會上會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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