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在一個貧窮的大國裏進行改革的，這在世界上沒有先例。我們搞建設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但是光憑自己的經驗和教訓還解決不了問題。中國要謀求發展，擺脫貧窮和落後，就必須開放。開放不僅是發展國際間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國際的經驗。我們從一九五七年以後，耽誤了二十年，而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發展的時期，這是非常可惜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一點好處，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十一屆三中全會[1]制定了這樣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這些政策概括起來，就是改革和開放。

　　改革和開放是手段，目標是分三步走發展我們的經濟。第一步是達到溫飽水平，已經提前實現了。第二步是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還有十二年時間，看來可以實現。第三步是下個世紀再花五十年時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是很不容易的。關鍵是本世紀內的最後十年，要為下個世紀前五十年的發展打下基礎，創造比較好的條件和環境。

　　改革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問題是要搞得比較穩妥一些，選擇的方式和時機要恰當。不犯錯誤不可能，要爭取犯得小一點，遇到問題就及時調整。這是有風險的事情，但我看可以實現，可以完成。這個樂觀的預言，不是沒有根據的。同時，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準備好對策。這樣，即使出現了大的風險，天也不會塌下來。

　　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一九九七年以後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是鄭重的。為什麼説五十年不變？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中國的發展戰略需要的時間，除了這個世紀的十二年以外，下個世紀還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麼能變呢？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説，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

　　香港要穩定。在過渡時期要穩定，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以後，香港人執政，香港也應該穩定。這是個關鍵。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的發展以外，還要有個穩定的政治制度。我説過，現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今後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動亂，那是很不利的。這是個非常實際的嚴重問題。

　　注　釋：

　　[1] 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産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制訂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還增選出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着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産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