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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清華
彭清華副主任與香港青年學生互動交流,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
王
鳴主
持
本網訊 中聯辦副主任彭清華應香港青年協會邀請,於3月26日在青協大廈出席了「祝福祖國」青年學生專題分享會,發表題為「認識祖國把握機遇」的主題演講,並與近500名來自全港不同院校的大、中學生進行真情對話。彭副主任結合自己的經歷和體會,就同學們關心的問題進行了認真解答和交流,勉勵香港青年學生「以主人翁的姿態更多地了解國家、關心國家、熱愛國家、服務國家,在為國家發展做出貢獻的過程中,更好地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負」。分享會歷時一個半小時,現場氣氛熱烈融洽,青年學生踴躍提問,真情互動。對話內容如下:
問題1
:彭博士你好,我叫鄭東,是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一年級學生。我是屬龍的,和你一樣都是龍的傳人。我們中國青年要面向國際,應該有哪些改變?我們生在香港、背靠祖國,有什麼優勢可以去利用?我們要對國家做一點貢獻,具體可以怎樣去做?
彭副主任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程度非常高的城市。我感覺,香港的學生具有很開闊的國際化視野。同時處在這樣一個市場經濟比較發達、法制比較完備的社會,大家從學生時代就受到很多很好的熏陶。香港學生還有一個優勢就是英語水平很高。這些都是大家面向國際非常有利的條件。當然,要走向國際,僅靠這些還是不夠的。因為現在的中國已經融入了世界,中國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走向國際,需要很好地認識和了解自己的國家。而了解國家、服務國家,也有利於我們更好地走向國際。我覺得這兩者是不矛盾的。現在已經有很多香港的年輕人、專業人士,利用國家發展的大好機遇,到內地去發展、創業。也有很多從內地去海外學習的留學生,回到香港來發展。談到對國家的貢獻,我贊成一種提法:對國家做貢獻,不一定都要到內地去工作。你在自己的崗位上,現在好好學習,將來好好工作,同樣是對國家做出貢獻。當然,我們香港的同學有很多專業上的優勢,如果能夠到內地去發展,我相信內地會非常歡迎。
問題2
:彭副主任你好,我叫汪子道,是聖公會曾肇添中學的學生。我想問一下,對這幾年中國國內收入和財富不平均的問題,你有什麼看法?
彭副主任
:這個問題我覺得要這麼看:從國家的發展政策、發展目標、發展思路來講,首先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在生産力發展的基礎上來消滅貧困,實現共同富裕。這有一個過程。我們知道,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先生提出,要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什麼要先富起來呢?這和中國當時的歷史條件有關係。因為當時中國社會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現象比較嚴重,幹多幹少一個樣,社會缺乏效率。所以鄧小平先生提出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就是要打破這個平均主義、「大鍋飯」,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經過30年改革開放,現在國家經濟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也確實産生了一些貧富不均的現象。對這個問題,中央非常重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説,縮小東部和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幫助西部地區加快發展。國家還實施了中部崛起戰略、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都是為了縮小地區差別。為縮小城鄉差距,國家加快了農村城鎮化建設步伐,推動勞動力轉移,把相當一部分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一個農民在家種地,一年的收益可能不到1000塊錢;現在出來打工,可能每個月的收入就能達到1000塊錢。他把這個錢寄回去,在農村消費,這1000塊錢可能比城裏的5000塊錢還好用,因為農村物價便宜。還有,通過加強社會保障、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加快醫療衞生制度改革來解決公共服務的均等和公平化問題。中國這幾年在消除貧困方面,是受到國際社會充分肯定的。30年前,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是2億4千萬,現在只剩下1千4百多萬。這個步伐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所以説,儘管現在貧富差距的問題依然存在,但這是一個歷史現象,是一個發展中的問題,會隨着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國家政策的實施逐步得到解決。我對此是有信心的。
問題3
:彭副主任你好,我是聖貞德中學的陳俊生。現在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受金融危機的衝擊,彭副主任,你認為中國有可能在這時候超越美國嗎?
彭副主任
:金融危機對中國造成了很大衝擊,也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一方面,這種衝擊是巨大的。我剛才在演講裏也講到了。譬如説中國沿海等經濟外向型程度比較高的地區,受到衝擊的程度更大一些。但是,中國也有自己的特點,國家大,人口多,國內市場廣闊,迴旋餘地比較大。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非常注意國家的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我們的改革開放採取的是循序漸進的方式,一方面積極融入國際經濟,同時又保持了自己經濟體系的完整性。在這種情況下,有效減緩了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在今年「兩會」上,中國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就明確地講,中國本身並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但是中國經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為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刺激經濟、拉動內需。與其他一些國家政府救市直接把錢投去彌補金融機構的窟窿不同,中央刺激經濟的4萬億元擴大內需計劃,主要用於建設基礎設施和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衞生事業,着力改善民生,直接作用於拉動經濟增長,相信會取得比較好的結果。至於中國會不會超過美國?同你一樣,我當然也希望能超過美國。但是,這不是短期內能做到的,我們對自己要有一個客觀的分析。美國現在仍是世界上經濟份量最重的國家,美元還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貨幣,美國的科技教育實力在世界上還是最雄厚的。按照中央規劃的發展藍圖,中國本世紀頭20年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實現了這個目標,也只是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不是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的水平。因此,中國要趕上或超過美國這樣一個世界上非常發達的國家,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們還要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
問題4
:彭副主任你好,我是來自聖類斯書院的賀朗軒。胡錦濤主席曾經説過,中國要發展得更民主。但是現在基於種種的原因,民主在中國還未得到真正的發展。你認為民主能在中國真正發展嗎?中國有可能像美國選總統一樣去選自己的主席嗎?
彭副主任
:我認為,發展民主一直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和選擇。我們改革的目標就是經濟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所以中國一定會發展民主,而且要不斷地發展民主。但是中國的民主有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一定要採用美國的民主方式。譬如説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和美國的制度就是不一樣的。中國發展民主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如擴大基層民主,發展完善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對國家事務的參與和監督作用等。事實上中國這些年的民主發展進程是很快的,而有些人總覺得中國的民主還不夠,這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民主發展畢竟是一個過程,很難説哪一種民主現在就發展得足夠了。另一方面,有人總是拿美國民主發展的模式來衡量中國,認為只有像美國一樣選總統才算民主,否則就不算民主。套用這樣一個標準,本身就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人一定會感受到他的民主權利在逐步得到擴大。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
問題5
:彭副主任你好。我是香港大學工程系一年級的同學,我叫袁灝儀。我想問,很多外國的傳媒不太了解中國國情,例如最近「兩會」的食物安全問題,你認為中國如何提高透明度,才能令國際社會更容易了解中國?
彭副主任
:中國在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一直是不斷增加公眾對社會事務的參與度,透明度也越來越高。譬如説北京奧運會期間,就有幾萬名境外記者到北京採訪報道。中國現在對一些社會突發事件的報道,也是非常及時和透明的,包括對食品安全和安全生産方面一些事故的報道。傳媒的報道不僅要滿足老百姓的知情權,同時對政府也是有效的監督,前一階段關於三鹿奶粉事件的報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每年中央電視台「3.15」消費者日的晚會,就是專門揭露假冒偽劣産品包括食品安全方面的問題。通過媒體的曝光和群眾的監督,來督促政府部門和有關企業改進工作,提高産品質量。雖然媒體宣傳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但相信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一定會不斷地得到改善。
問題6
:彭副主任,對比內地的青年人,你對香港的青年人有什麼看法?
彭副主任
:我在內地工作時間比較長,來香港工作已經5年,和香港的青年人有過一些接觸,但像今天這樣與幾百名青年面對面地接觸交流,我過去還沒有過。如果要我講你們的特點,可能會挂一漏萬。我覺得,香港青年的特點一是視野比較開闊。香港的年輕人處在這樣一個資訊高度發達的社會、一個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對世界上每天發生的事情了解的比較多,思想比較活躍,這是香港青年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再一個,香港的青年人很富有想像力和創造力。這和香港的教育方式有關係。香港的教育制度比較寬鬆和靈活,學生思維相對來講比較活躍。第三個,香港青年愛國熱情高,還有很強的公益心。這點我感受很深。北京奧運聖火在香港傳遞,是到中國境內的第一站。香港上百萬人走上街頭,喜迎聖火,青年人所表現的強烈愛國熱情,令人感動和震撼。大家一下子有一種非常揚眉吐氣的感覺。去年為四川地震災區賑災,香港有很多的義工、志願者參加,香港青年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當時中聯辦具體承擔協助辦理募捐事宜,很多香港的青年學生,包括小孩,都把自己的零用錢拿來投入捐款箱,名也不留就走了,場面非常感人。當然,你們的長處還有很多很多,由於時間關係我只能先講這幾條了。
問題7
:彭副主任你好,我叫楊寶琳,來自藍田聖保祿中學。我想問:近幾年中國發展得很好、很快,科技發展也很快。我在想,一個國家發展的這樣快,會否導致文化或者傳統慢慢的消失?中國人會否慢慢變得很「西化」,導致民族傳統文化不見了?
彭副主任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個國家要發展、要進步,一定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而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存好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包括一些文化遺産,是一個必須高度重視和妥善處理的問題。中央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特別強調要堅持科學發展,統籌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文化發展,包括生態環境的建設。中國是一個有5000年悠久文明的國家,有非常豐富的文化遺産,這是我們十分寶貴的財富,一定要保護好。加快發展經濟和保護文化遺産並不是矛盾的。過去經濟落後,條件缺乏,加之重視不夠,文化遺産保護工作也做得不夠。現在經濟發展了,有了較好的經濟條件,國家和全社會重視起來了,就有更好的條件來保護自己民族的文化遺産。大家到北京,可以看到天安門廣場東側正在搞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就是國家博物館的擴建,目的就是改善條件,保護好國家的歷史文物。香港是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社會,但也有自己的文化特點,一些民族傳統文化在香港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體現。譬如我去長洲島看過「搶包山」,還有「飄色」表演,在內地都很少能見到。所以説這不是經濟發展的問題,而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怎麼增強文化保護意識,加強法制建設。這方面工作我相信會越做越好。
問題8
:彭副主任你好,我是來自聖傑靈女子中學的蔡凱琳。我想問一個比較個人的問題:分享會前青協給了一份關於你個人的資料,我一直在想,裏面提到你大學讀的是哲學,後來又學國際商務和企業管理,現在又在中聯辦工作,其實這三個方向是很不相同的,我想問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志向?是什麼 啟發你選擇這條路?
彭副主任
:恭喜你爭取到最後一個問題,而且還要感謝你對我個人經歷的關注。我中學畢業時,正值內地搞「文化大革命」,高考制度被取消,沒有機會上大學,畢業以後「上山下鄉」到農村去勞動了。粉碎「四人幫」後恢復高考制度,才有機會考上大學。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家鄉的高考升學率大概才2—3%,而要考上名牌大學,千分之一的機率都不到。正因為如此,上大學和選專業比起來,更看重上大學。實際上我當時選擇專業是非常偶然的。我報考的是經濟專業,但是學校錄取時把我調配到哲學專業去了。可能因為報經濟係的學生多,報哲學系的學生少一些,而我上大學前已工作了5年,有了一定的社會經驗,學校或許認為我更適合讀哲學,事先也沒徵求我的意見。所以讀哲學專業對我來説是一個美麗的誤會。但我也非常珍惜這個機會,就很坦然地去讀了。雖然讀了哲學,但我心裏一直有一個願望就是要讀一點經濟。因為國家實行改革開放以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如果對經濟不了解,到社會上工作以後很難適應。所以參加工作後,我又抽出時間讀了兩個與經濟有關的專業。雖然這一過程不完全是由我主觀決定的,但是我很樂於接受這樣一個現實的選擇和安排。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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